我來加拿大的第一個“家”

 

張金川

 

    廿多年前我來加拿大求學,先在親戚家落腳,然後就忙著找住處。當時許多要租房的同學都在抱怨,加拿大的冬天特別長,如租廉價地庫,既潮又泠。在學校的布告欄上我看到了安德生太太的租房廣告。安德生太太出租的是她公寓中的一間睡房,租金也合適,所以我就迫不及待地給安德生太太打了電話,她約我當天晚上就去看房。

當時正值九月中旬,開學不久,但那天特別陰泠,彷彿有深秋之感。我到達安德生太太家時,已過晚上八點。一進門我就覺得公寓特別地暖和。她的客廳透出暖色的光線,地毯厚厚的,安德生先生和安德生太太都穿著夏天的恤衫。安德生太太埋怨我來得太晚,約好過了七點就到,為何遲了一個小時?我顫顫慄慄地回答,我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乘坐公車又下錯了站。聽了我的解釋,安德生太太拉長的臉立刻舒展了。她告訴我她焦急的原因。她的職業是護士,今晚十時還要到醫院當班。接著她就領我參觀了她的住居。這是一套二房二廳的公寓,她與安德生先生住主人房,另有一間想出租,以便增加一些收入,因為安德生先生患有心臟病,當時病休在家。

出租的房間是非常舒適的小睡房:單人床上鋪有粉紅的流蘇床罩,牆上掛有一幅風景水彩畫,床邊立著床頭櫃,上面放著一架電話,房間裡還備有寫字檯,寫字檯的側面是一個小衣櫃。窗簾、水彩畫和床罩同屬一種色調,給人祥和寧靜的感覺。作為一個剛從中國來的學生,我覺得這一切太美滿了,於是馬上答應搬進來住。

我搬入安德生太太的公寓後,每天放學回家就埋頭讀書,除了偶然在廚房裡與他們夫婦打個招面外,基本上是不相往來,我行我素:“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冬秋”。

某一個週末,我溫習功課累了,打開房門伸個懶腰,恰巧給正在客廳中聊天安德生夫婦看到了,他們熱情地招呼,“快出來坐坐,你知道英語中有這麼一句成語嗎?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我分辯道,“我可不是Boy。”

安德生先生笑著說,“我太太生了兩個Boys。”

“他們現居何處?”我問道。

安德生太太說“我們的大兒子名叫Bobby,現仍住在挪威。小兒子名叫Neil,住在多倫多的外埠。以後有機會,你一定可以見到Neil。”

接著他們從相本中拿出一張照片,給我介紹說,“這是Neil和他的太太,Laura, 這是Andrew and Emily, 我們的孫子和孫女。”

我接著問:“你們是從挪威移民來的?”

    安德生先生說,“是的,你快坐下,聽聽我們講初來加拿大的故事。”

於是,安德生夫婦你一句我一句地跟我聊起他們的移民史來。

 

     他們是五十年代初葉從北歐挪威移民來加拿大的。安德生先生在挪威從事貿易生意,因為沒有濃厚的資金作後盾,當遭到大批退貨後,導致他們的生意破產。安德生先生是個十分要臉面的人,遭此打擊後,他杜絕出門,整天把自己鎖在家中。那時的電視還沒有現在那麼普及,但他們從廣播中聽到,加拿大開放門戶,需要大量的歐洲移民。就這樣,安德生夫婦萌發了移民加拿大的想法。他們原本是一個溫馨的四口之家,那年Bobby剛上初中,他不願來加拿大,安德生夫婦只好把他留在奶奶處,而他們夫婦帶著上小學三年級的Neil來到了多倫多。

安德生夫婦的一席話使我倍感親切:“同是天下移民客,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但有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起點。

“那時的多倫多是怎樣的呢?”我問道。

安德生先生說,“‘多倫多’是印地安語,英文譯意就是Meeting Place. 所以多倫多名符其實就是移民的匯集地。我在挪威從事過國際貿易,我的英語是可行的,當時我太太和Neil對英語卻是一竅不通啊!Poor Neil, 為此,他遭到老師的痛打。”

My God 英語不懂遭痛打?”我提高了聲調。

        “有一天放學,Neil哭著回家,他說他再也不願上學了,懇求我們把他送回挪威。”原來那天上英語課時,老師要他朗讀課文,而Neil一語不發,致使老師大發雷霆打了他。”

        安德生先生望著我不解的神色說,“沒那麼便宜的事,聽完孩子的哭訴,我二話不說,拿起一本挪威文的雜誌,拖著Neil就趕到學校,立即找到了那位老師。”

        “後來呢?”我問。

        “後來,我翻開雜誌,對著那位老師嚴厲地喝道,Read this page! 那位老師看不懂挪威文字,搖了搖頭。我咆哮起來,你再不讀,我就打你!這時圍觀的師生越來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指責我太不講理了,有問題彼此可以商量嘛…”

        “這時我把Neil拉到跟前,撫摸著他的頭說,孩子不會朗讀英語,你們可以打他。公平起見,你不會朗讀挪威文,難道我就不能打你嗎?”

        “這一席話使那位老師啞口無言。最後校長和那位老師都對我和Neil道了歉,還建議放學後幫Neil補習英文呢!”

        聽完他的講述,我問道:“Neil現在怎麼樣?”

        “他啊,”安德生先生得意洋洋地說:“一口地道的本地英語。他駕車去美國,根本不用出示證件,就憑他那帶著土腔的英語音調,邊警就斷定他是個土生土長的多倫多人。”

        “難道多倫多人的英語還帶有什麼腔調?”我又發問。

        “等你住久了,你自然就知曉了。”

    

     這是我與安德生夫婦的第一次長時間的交談。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

有了這第一次,我就常常從“繡房”裡出來,與他們夫婦閒聊,一方面是為了練習我的英文口語,另一方面也想融入他們的生活。

        我告訴安德生夫婦,我還有個弟弟也在多倫多求學。他們立即質問我:

        “為什麼你們不住在一起?”

        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姐弟倆合租一個公寓單位,我們負擔不起租金,為了節省房租,只好各人各住。”

        過了幾天,安德生夫婦主動提出:“你弟弟不妨搬進來住嘛!他晚上可以睡在我們客廳的沙法!放學後可以在我們的飯桌上溫習功課,這樣你們省卻了些租金,我們家也更熱鬧些。”

        我弟弟搬進來之後,我們的活動空間就佔用了他們的客廳和飯廳。我們大家經常一起看電視,聽音樂和聊天。安德生太太常說:

        “我們這個特殊的加拿大家庭有來自挪威的父親和母親,和來自中國的女兒和兒子。”

        有一天我和弟弟及朋友們出去玩,我留了一張便條給安德生夫婦。第二天清晨,安德生先生臉帶慍色地對我說,你把我們的姓名拼錯了。

        “拼錯了姓氏,這不太可能吧!”我反駁道。

        “一般人總認為我們的Last nameAnderson, 這是英語的拼法,而我們是挪威人,正確拼法應該是 Andersen. 你以後千萬別出錯了。”

      我的臉紅了,深感以後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馬虎想當然。我對安德生夫婦表示深深的歉意。

        春回大地,安德生先生的病情有了好轉,他不顧妻子和“兒女”的勸阻,堅持要去上班。安德生先生的工作是建築工地的管工,這類工作視人而定,可輕可重,這也是令大家極不放心的原因。但是安德生先生的倔強脾氣使我們對他一籌莫展。他興沖沖地正式上班了。

        重返工作崗位後的第一次發薪水,安德生先生特別高興。他主動提議週末要帶著“全家”出去兜風,然後去看望兒子Neil。星期日果真是風和日麗,“一家四口”坐上了他駕駛的白車,我們沿著高速公路先到High Park踏青,散步了一會兒又乘坐汽車繼續西去,來到了Kleinburg小鎮Neil的家。

        NeilLaura熱情地招待了我們,他們在後院準備了燒烤食物。那時加拿大的中國人沒有現在那麼多,尤其是在市外城鎮。小鎮民風淳樸,鄰居們也都來看望我們,大家向我們打聽中國風俗。晚飯後微風拂面,我們聽著音樂聊著天,確有走親戚之感。其中的一位鄰居是殷富商人,他還主動提出希望我暑期到他家中工作。我們度過了一個愉快而難忘的週末。

        誰知三個星期後的某天傍晚,我們在家中接到工地上打來的電話,安德生先生臨下班時突然昏到,現已被送去醫院。安德生太太立即通知Neil,我陪著安德生太太趕去醫院。到了醫院才得知,安德生先生的心臟病又復發了,這次

 

病情來勢洶洶,已處急救階段。加急病房祇允許兩位親人陪伴,所以我一直在門外等候。過了一會兒,一位護士出來,對我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動作,意味著安德生的心臟已停止了跳動。接著Neil出來,他悲慟地說父親已去世,母親要在醫院處理後事,他先把我送回家,然後再回醫院。

        兩天後,安德生先生駕駛的那輛白車由工地上的同事開著回來。我望著這輛白車,人亡車依舊,情不止禁地流下眼淚,回想起三個星期前的那次郊遊是何等的愉快,而如今竟成了絕唱。

        安德生先生去世後,安德生太太突然蒼老了許多。他們夫婦相濡以沬幾十年,時常有說有笑;而今安德生太太下班後一人獨坐。每逢我找話頭,她就不停地說:“我不該讓Mal ﹙安德生先生﹚去復工的,我害了他啊…

        我盡量安慰她說,“你不要太自責了,我們大家當初都不夠堅持原則,我和弟弟也應該積極阻止的。”到後來,她一遍又一遍反復地講,以致我們都無法再安慰她了。我跟弟弟悄悄地說,莫非安德生太太也成了魯迅筆下的加拿大“祥林嫂”了。

     過了一段日子,安德生太太告訴我說,她已近退休年齡,醫院單位動員她退休。她沒了主張,不知退休後的日子怎麼打發。我提議她搬去與NeilLaura同住,但她拼命地搖頭,說這是不可行的。看來婆媳並不融洽。

    莫非她想再婚?

        說來也巧,年前我弟弟除夕之夜去City Hall歡慶新年,結識了一位英國老人,名叫JohnJohn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位退伍軍人,配偶去世多年,年齡與安德生太太相當。為了讓安德生太太晚年活得充實,我們姐弟試圖在異國充當“紅娘”,促成他們的好事。當我們向他們介紹對方的狀況後,雙方都同意見面。我們興致勃勃地約定週末在湖濱公園相會,那天仿佛雙方都談得很投機。事後我弟弟說,我們的英語倒底差了一截,在交談中,我們老覺得表達能力“心有餘而力不足”。再則,媒人的任務完成之後,我們也該退出了。

        後來得知,安德生太太曾主動約會John, 但不知什麼原因,他倆終究未能結成生活伴侶,我們也不便多問。

        安德生太太退休不久,她萌生了回挪威的想法。她告訴我們,她的大兒子Bobby要來加拿大接她回挪威定居,她在加拿大的公寓也即將出售。於是我們積極找住處搬家。

        一晃眼,廿多年過去了。我和弟弟早已成家立業,我們的孩子也都上大學了。我深感:在人的一生中,總會有與不少人的短暫同行之緣和交錯之會。正如浮雲飄過水面,去後無痕,其實灑下的幾許甘霖,早已匯成人生溪流的一部分。至今我與弟弟在相聚的交談中,還時常回憶起那一段生活 來加拿大的第一個“家”。

        如果安德生太太還健在的話,將是坐八望九的人瑞了。衷心祝福她的晚年生活快樂!   

原载<世界周刊>200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