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 刊登于北美“世界日报”副刊

2005年10月选入《枫情万种—加拿大华人作家散文选》

作者李彦

五年前，第一次去台湾，正值阳光明媚的春夏之交。飞机从高空降落时，俯身舷窗上，目不转睛地朝下看，心里满是好奇。视野在一点点扩大，越来越明显的绿色斑块间，涌出了几十年来萦绕梦中的那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宝岛。

十一岁那年，文革避乱，我离开北京，躲到黑龙江畔大兴安岭的一座小城，寄人篱下，生活了两年。在那边远林区的文化荒漠中，两年间，我仅读到了两本小说，也不知它们是如何流落到那个贫穷人家的土炕上的。一本《草原儿女》，写蒙族牧民反抗王爷的统治，另一本《台湾少年之歌》，讲的是四十年代一个台湾渔民之家的故事。也许是书中展现的热带风光与我当时身处的冰天雪地的松柏之乡反差太强，也许是因为再也找不到其它可读之物，这本书竟让我爱不释手，反反复复读了两年之久。书的边角都磨损了，而那些亭亭的椰树，碧蓝的海湾，聪慧灵秀的少女，正直善良的男孩，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印记，激起了无数幻想。

然而三十年后，跻身空气粘稠，屋墙陈旧的台北街头，被身旁轰鸣而至，连绵不绝的摩托车拦阻得伸不开脚，顿觉失望至极，宝岛怎是这等模样？那些美丽的歌曲中描绘的人间仙境，原已是老黄历了。在台北居住才两日，同行的几位加拿大教授，就嚷嚷着要寻找海滨森林，呼吸点儿新鲜空气，找回身在加拿大的感觉。我没去。毕竟是中国人，更多些忍耐与宽容。还是抓紧时间，一偿夙愿吧。

忙中偷闲，慕名参观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映入眼帘的，是一幢浅黄色，没有窗户的大屋顶建筑，卧在一个小小的山坳间，四周点缀着汉白玉阶梯，朱漆雕栏，衬着被细雨濡湿的翠峦，俨然一副色彩斑斓，娇小玲珑的水彩画，却没有原先期盼看到的壮丽雄浑。进得门来，穿行在一间间曲折迂回，略嫌晦暗的展室里，目光立刻为玻璃柜中陈列的东西所攫住。一尊尊高雅含蓄的明代瓷瓶，悄悄地拽住人们的脚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丰富，如此精美的历代文物荟萃，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发散着千古瑰宝幽幽的魅力。早听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匆忙中，却没忘了把北京故宫内的精品装上几车皮，带到海的那一边。如今见了，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怅然。好象是在不可能的地方，遇到了失踪已久的故知。

陪同我的小姐，把我的惊讶瞧入眼里，微笑着问，怎么样，比北京的故宫大得多吧？我一愣，大？那倒不。北京的故宫，怕有十个这么大呢，气魄是有的，只是乏了精致。

那日午后，从金华街的清华大学招待所出来，信步行至西邻的中正纪念堂。一间间展厅看过去，难让人不为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永恒而慨叹。夕阳斜照时，肃穆的大门在金色的余辉下徐徐关闭。蓦然回首，惊见阶下整齐地伫立着一队身着校服的少年男女，正向逐渐隐入门后的巨大雕像，行着最后的注目礼。这无声中的庄严，使人再次感受到历史的沉重。

不禁想起来那个退伍老兵。来台北后的第一个清晨，几个洋教授跟随我外出，寻找早餐。顺着街道走了没多远，便遇见好几家小饭铺。其中一家，门面狭小，陈设简陋，仅有一张方桌，两条板凳，挤在案板和墙角之间，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当门的炉灶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佝偻着背，正在翻烙着平底锅中的韭菜鸡蛋馅饼，身后的大铁锅里，翻滚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就在这儿吧！你们应当尝尝没有吃过的东西。”我怂恿大家入座，心里其实是想给这可怜的退伍老兵带来点生意。果然，和老人的闲谈，证实了我的直觉。他说，当年在山东老家没有出路，才十几岁，就当了兵。入伍没几个月，便跟着蒋总统，和二百八十万人到了台湾，从此竟再没回过家乡。本曾打算遍尝著名的台湾小吃。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竟天天早晨都来吃老人做的韭菜馅饼，只为了能看到他苍老的面容里绽出的一丝笑容。

会议之余，拜访了几位著名作家。我向来不喜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小女人气，而陈若曦女士作品中的豪放坦荡情怀，令许多大陆读者甚感亲切。她举止朴实，不拘小节的大家风范，很是吸引人。那年她来加拿大，曾到我家小住。黄昏时一同散步，路经农田，二人嘻哈笑着“偷”摘了一捧碧绿鲜嫩的毛豆，回家煮了来吃，着实开心。这等潇洒，非文革时期在“革命熔炉”里受过洗礼不能造就。想她年过半百，毅然抛弃优裕舒适的海外小窝，独自返回生她养她的岛上，为家乡的父老奔波卖力，几人可有这种勇气？

曾读过著名小说《蓝与黑》，抱着对某段历史真实的好奇心，我叩响了王蓝先生的家门。然而几杯清茶，一番闲聊，却更觉茫然。终不知如何陈述历史，才不失公正。他拄着拐杖，在家人搀扶下，艰难地下楼梯，过小巷，来到经常光顾的饭馆里，请我品尝他最喜爱的北方水饺。听他戏谑地提及当年攻占家乡天津的“土八路”种种趣事旧闻，便有“白头宫女话天宝”之感。饭后分手，在嘈杂拥挤的车马人流后面，他竭力挺直腰身，举起颤抖的手臂，与我挥别。远远望去，依稀可辨当年太行山上那个英姿勃勃的抗日军人。垂暮之年的他，仍然忠于奉守了一辈子的信念，固执地不肯返回故土看上一眼，使人联想起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来。我在心灵深处替他暗暗哀伤。也许，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有其不可磨灭的“阶级烙印”吧！

十多年前初到加拿大，在图书馆里发现了《莲漪表妹》。敬佩作者对人物刻画的细微传神，更惊讶于书中展示历史事件的角度，全然迥异于我们已有的经验，从此牢牢记住了潘人木女士的名字。后来偶尔在“世界日报”副刊上读到她如行云流水般的散文，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令人过目不忘的画面，将那已经逝去半个多世纪的汉江平原的风貌，再现读者眼前。很久很久，似乎合眼便能看到蓝天白云下，一对青春年少的情侣，潇潇洒洒扛着长枪，到金色的油菜花田里打斑鸠。多么向往那时的人们，生活简单淳朴，心态宁静平和。台湾之行，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与病中的作家晤面。然而临行前的傍晚，有人轻轻敲响了房门，一位风姿绰约，娴静文雅的女性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是潘女士托其妹带来了几本亲笔签名的赠书，总算是一个安慰。

离开台北时，几个加拿大教授议论起宝岛印象，皆称台湾除美食外，女人也很出色。的确，在台北看到的女性，多透着股恬静婉约的风韵，与大陆女性的气质很是不同。想起数年前报载，张艺谋拍摄的一部影片，女主角应是台湾人，找了好几位大陆女演员试镜，直至动用了头牌巩俐，仍令张导演感到美中不足，说是表演不出那股味道来，怎么看都不象台湾的女人。也难怪，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将那一代大陆女人历练得与男人一样刚强勇敢，怎能再对她们那么苛求呢。

然而时隔五年，今夏重返台北，却有换了人间的感觉。

由机场开往市内的大巴上，耳畔传来邻座有趣的对话。体格壮硕，肤色古铜的青年男子，怀中抱着稚儿，低声与身边的女子说着什么。那缓慢的口吻，那简短的词句，不大象是与妻子说话，倒像是在教怀中幼儿学语。好奇地侧头打量，看到了窗边坐着的年轻秀丽 , 神情落寞的女子。她的回答，仅限于是与不是，简单至极。老实憨厚的汉子点头承认，她是来自越南的新娘，总在思念远方的家乡，尽管那里的生活一贫如洗。

何苦费那么大周折，娶来一个无法交流的女人晨昏相对呢？家住花莲的建筑工人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如今台湾的女人，都学坏了呀！不肯吃苦，贪图享受，比着花钱，还学会了脚踩几只船。这样的女人，谁肯要？

中午在装饰华丽的市中心大饭店，著名作家朱小燕请我品尝台湾名菜时，听她讲，时代变了，年轻一代的台湾女性，崇尚独立，追求事业发展，不甘再受家庭角色的束缚，因而打乱了传统婚姻的秩序。

和台湾的女人一样，这里的一切变化都在追赶世界潮流。《世界日报》副刊的田新彬主编，在百忙中仍然抽出时间，带我参观台北市容。那有条不紊的高速公路，明亮整洁的捷运车站，繁华街头的时装女郎, 诚品书店里包罗万象的陈列, 一切似乎与北美社会相差无己。只是当公车司机瓮声瓮气固执地一再用台语回答我的国语问路时，我才猛然间意识到，此时身处小岛。

我的一口京味儿国语，走到哪里，都被人准确无误地作为外来者识出。人们说，早些年，常能听到这种纯正的京腔，如今则很少听到。人都老去，没有了。

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眼下大陆年轻一代的女子，似乎正在和台湾女子掉换位置。听说，有台湾女子稀奇上海男子温情体贴善做家务而嫁往海峡西岸的，更有数万名大陆新娘凭藉年轻貌美嫁来岛上。还听说，大陆女性来后，为求生存，很快便改说台味国语。宴会上，听一操此口音，来自大陆的诗人诉苦，抱怨被台湾婆婆抽打耳光，却无处申冤之屈辱，颇感惶惑，不知世事发展至今，究竟孰为先进，孰为落伍。

原来曾十分自信，能一眼辨识出台湾或大陆女子的背景，概因大陆女子不善装扮，多素面朝天之故。此次来台，发觉也不再灵验。席间，有浓妆女子前来搭话，言谈笑语，皆与当地女性无异，一矣递上名片，方知为东北某县驻台机构的代表。

中国人，自古以来太好面子。表面上虽仍强硬，私底下却已互通有无，老百姓更是往来频繁。我荣获的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二零零二年度海外作家奖章，据信是协会成立近五十年来，首次颁发给具有大陆背景作家的。仅这一点，便足见台湾社会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