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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2月刊登于“北美世界日报”小说版）
（ 1）
暑假归国探亲，妈妈念叨了好几次，想和我一同重返姚家岭。那座长城外的小山村，离京城不远，仅二百余里路程，乘汽车去，数小时便可抵达。但三十多年来，我走过无数地方，那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却再未回去过。
七零年一个早春的日子里，我和妈妈背着简陋的行李，来到姚家岭落户。顺着弯曲的羊肠小道翻过山梁，脚下便是光秃贫瘠的山村。石头屋顶升起袅袅炊烟，黑衣老汉背着粪筐驱赶缓缓蠕动的羊群，柴门内的蓬头妇人扯着嗓门儿呼鸡唤狗，还有几个衣衫褴缕，拖着鼻涕的孩子站在路中央，瞪大眼睛看着来人发呆。
小山村仅有数十户人家，却安置了三个京城来的干部。妈妈和女老唐住进了车把式家中，男老白住进了碾房旁的村办公室。我到十几里外的镇中学寄宿读书，每逢假日，便回山村。妈妈总会安排我每日到田里劳动半天，和他们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我那年虽已十四岁了，可身架瘦小，臂膀纤细，锄草割麦，挑粪挖土，都不如村里同龄的孩子泼辣能干。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嫌我给她丢脸，一见我坐在地头喘息擦汗，便绷起面孔偷偷瞪我。无人在旁时，还压低声说，“真没出息！怕吃苦，就别想当革命青年！”
我心里明白，妈妈自从背上右派分子的黑锅，这些年来，无论她怎样挣扎，怎样表现，也是难以翻身了，便寄希望于我。记得某日报纸上表彰一青年为救他人而献身车轮下，妈妈边看边感叹：唉，你若能像人家，也可给我争口气呀！
见我在农田里实在难以出人头地，妈妈便又有了新主意，让我在劳动之余,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这回她算找对了门。
（ 2）
从此每晚饭后，在碾房前那块巴掌大的平地上，歌声笑声就把全村二十几个半大孩子都招来了。这在山村里，算是从未有过的娱乐活动。大家燃起一盏油灯，在影影绰绰的灯光下，随着我翻跟头，拿大顶，下腰劈腿，连蹦带跳，煞是兴奋。
和我年纪相仿的几个十四五岁的姑娘，由于从小劳动之故,看着都比我健壮。黄毛是村里支书的女儿，细眼睛，白皮肤，浅棕色的黄发，梳成两根长辫子，垂在腰间。她曾经在几里外的公社小学读过六年级，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年轻人，加上她的稳重大方，因而很受几个北京干部的青睐。
那个叫“老换儿”的女孩，黑红的圆脸，翘鼻子，身板儿结实得像小牛犊，干起活儿来很卖力，跟小伙子们不相上下。她虽然算不上漂亮，可性子直爽，心地善良，在地里劳动时,总顺手帮我一把，和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奇怪她为什么会叫做“老换儿”。原来，她前边已经有了三个姐姐，父母盼儿心切，就给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桃子在我的眼里，是村中最漂亮的姑娘，两颊酡红，一口整齐的白牙，水灵灵的眸子透着温顺，浓密油黑的头发在耳边扎成短刷子。她虽只读过一年书，认不了几个字，少言寡语，唱歌还走调，但内里可是个不服输的。翻起筋斗劈起腿来，不怕苦不叫疼，一遍遍反复练习。那天练空手翻时，她窄小的衣衫裹不住已发育的身体，裸露出一截雪白柔韧的腰肢来。围在旁边看热闹的半大小子们，就哈哈笑着拍掌起哄。我打量着他们，悄悄猜测内中是否可有桃子的对象。山村习俗，女孩子大多早早就定亲，以便在年节时能够获得男家馈赠的礼物，如一块衣料，一方围巾之类，在那个年月里，可是希罕东西呢！
人群中一个浓眉大眼，鼻直口方的男孩，吸引了我的目光。见他不似旁人般傻笑，面带几分矜持地盯着桃子，便认定是他了。仔细观察，果然，趁人不留意时，桃子往那男孩身上扔了块石子，男孩佯作怒状追赶，二人似撒欢的小鹿，一前一后跑到碾房后的黑影里去了。纠缠了片刻，再返回时，眼中就都闪着些亮光。
然而打听之下，才知这个叫栓子的英俊少年，并非桃子的对象。桃子是家中长女，下面有一串弟妹，父亲不知患的什么病，无法下地干活儿。因家中缺劳力，桃子六岁那年，家里便给她定下后山里一个二十多岁，娶不起媳妇的穷汉。八年来，每到春耕夏收农忙季节，穷汉便要翻山越岭，来帮助桃子家收拾自留地里的庄稼，冬闲时，就赶一头瘦瘦的毛驴，顶风冒雪进山林砍柴，一趟趟驮回，供桃子家当柴烧。以无偿的劳动，顶替他支付不起的彩礼。
老换儿指着裹在桃子身上的那件短小的枣红色灯芯绒上衣，说，那是她对象过年时去城里给她扯回来的布做的，新的时候，可鲜亮哩！
（ 3）
我们住的车把式家，就在桃子家院落的上方。桃子爸瘦得只剩了一副骨架子，常见他身披夹袄，站在猪圈旁，勾着腰一阵阵痉挛地咳喘。桃子显然是家中主力，下工后，只见她屋里屋外，一刻不停地做着家务活儿。晚上，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她常爱到我们住的小屋来，坐在炕沿上，不多言语，好奇地看着我，妈妈，还有老唐的一举一动。见我刷牙时她盯着看，妈妈也送给她一把牙刷。但桃子妈骂了她几回“学那洋毛病有什么用，不知道自己是啥命了”，桃子就不再刷牙了。
山里人，买卖婚姻是习以为常的。尖嘴猴腮的车把式，却有个十分秀气的媳妇，据说就是使了很多钱，从外村买来的。听我讲述了桃子的婚事后，妈妈曾悄悄问过桃子，得知她并不愿嫁给后山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穷汉，就找到村支书，说：“桃子这么小，就给她定了个她不愿意嫁的丈夫，这是违反婚姻法呀！应当帮助桃子解除婚约才对！”
支书早年在张家口当过兵，是见过世面的人，并非不懂山外边的规矩。但他对妈妈的建议颇不以为然。“别造孽了！人家已经卖了八年苦力了，再熬上几年，等桃子满了十八，他就能娶上媳妇了，你这么一搅和，人家这八年的力，不就白出啦！”
妈妈觉得支书是讲歪理，跟他辩没用，就想找北京来的另两个人商议怎么办。那晚吃过饭，就打发我去叫老白。
老白是上海人，原在北京做英文翻译，戴副近视镜，生得很斯文。平日出工，他常称有病，要求与老弱妇孺为伍，挑轻活干。在田头休息时，别人聚在一堆闲聊，他却背了日光，从兜中掏出一张卷了边儿的家人合照，盯着上面的妻子儿女发愣。
妈妈谈起老白时，语气里总透着一丝瞧不起的味道。可我对他倒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有天在搬砖头时，他见我很吃力，曾悄悄教我，应当把胳膊伸直。“叔叔也是才发现的，这样会不太累，不信你试试看！怎么样？我说的对吧？”
老白还懂得怎样讨孩子欢心。三个下放干部合伙做饭。轮到老白做饭时，他一边在灶坑前烧火，一边柔声细语地和正在里屋写日记的我聊天。“你写过诗吗？啊，写过？是关于什么的？能不能拿来给叔叔看看？”看了，还要称赞上几句。这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妈妈那里得到过的东西。所以，当老白说忙不过来，问我能不能帮他去一里外的井边挑水时，我便兴冲冲地去了，挑不动满筒，也晃晃悠悠挑回了大半筒。
老白正蹲在他的小屋门口，用洗完脸的水洗袜子。见我叫他开会，有些不情愿地跟了过来。
“桃子是贫农的女儿，我们应当帮助她争取幸福的婚姻。”妈妈振振有词地对老唐和老白说。
老唐是三人中的领导，原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平日总沉着脸，不苟言笑，大家都怯着她几分。只见她挠挠齐耳短发，沉默了片刻，双眉皱紧了。“不错，桃子是贫农的女儿，可她的未婚夫呢？本身就是贫农啊！让贫农娶不上媳妇，我们就犯立场错误了！”
妈妈听了她的话，不敢再坚持了。老白本来对此事就不热心，觉得妈妈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连连点头赞同，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 4）
村里的小孩子跟着我学会了几首革命歌曲后，妈妈就催促我们快点去为贫下中农服务。那天晚饭后，我拿着妈妈的手电筒，领着几个女孩子，沿着长满酸枣刺的羊肠小道，攀到山腰上老榆树下那座孤零零的破屋里，为福贵家唱歌。
福贵的面色黑黄，眼边烂得红红的，虽说才四十出头，看去却像五六十的人。他独自住在这长满了荆棘的半山腰上。实在是太穷，很大岁数了，才娶来一个下体瘫痪因而不要彩礼的哑吧姑娘。有人曾劝阻他。他却回答，只要能生孩子就行。
见我们到来，蹲在门口伴着月光吃晚饭的福贵，慌忙将咬了半边的土豆放到碗里，在黑暗中摸索着点燃油灯，引我们进屋。
石屋低矮狭小，仅有一盘炕，一个灶，连只坐凳都没有。微弱的灯光，照亮了卧在炕角落的女人。我惊讶地发现，女人很年轻，顶多只有二十岁吧。她面色苍白，瞳仁却很黑很亮。见我们进来，她目光中透出欣喜，拖着腹部隆起的沉重身体，艰难地在炕上挪动着，试图用扫帚清理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坐下。
黄毛慌忙伸出手，阻止了她的努力，接着搬开了地上几个破瓦罐，为我们辟出一块立足之处。女人又口中哼哼着，向福贵打手势。福贵转身，从水缸中舀出一碗水，递到我面前。我看着那只黑乎乎的碗，推说不渴，不去接。站在我身边的老换儿和桃子，却立刻接过来，每人饮了一口。
福贵立在炕边，半张着嘴，挤出歉卑的笑容 ,听我们背颂了两段毛主席语录，唱完“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又唱了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表演完毕，在瘫子女人依依不舍的目光注视下，我冲她摆摆手，转身和大家离去。刚迈出门，身后的油灯就被吹熄了，窗口复又一片黑暗。
（ 5）
过了一阵，上边忽然有精神传达下来，让下放干部带领村民搞“一打三反”，揪阶级敌人。老唐让妈妈给她做助手。妈妈受到重用，积极性很高。那段时间，几个下放干部便不出工了，白天黑夜留在家中，轮番找村民谈话，希望能挖出个把阶级敌人来。
可姚家岭太小太穷，连个地主富农都没有，挖来挖去，不过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人怀疑车把式滑头滑脑的，肯定贪污了公款，否则怎会有钱娶那么秀气的媳妇？老白被派去调查。那个媳妇眼皮都不抬地在炕上边做针线，边口口声声咬定了“俺家那位没使钱儿”，老白如实回复了老唐，大家无计可施，只得做罢。
又有人来揭发说，村里的老羊倌，要娶邻村一个地主的老寡妇。老唐派妈妈去调查。妈妈关心地告诉老羊倌，大家担心你娶了这个地主寡妇，会混淆阶级阵线，还怕她拉你下水。
老羊倌叹气，说，我都六十多岁了，连个女人都没摸过，这辈子死了也冤哪！干一天活儿，只想晚上有人给做个饭，烧个热炕。我不嫌她，我是贫农，可以改造她嘛！再说，她成分不好，她的两个儿子，都三十多了，也娶不上媳妇，没人肯嫁给他们呀！她要是跟了我，她那两个儿子也可以改改家庭出身了！老秦啊，你们就别费心了。
老唐听了妈妈的汇报，仍觉不妥，便亲自出马，继续力劝老羊倌放弃这桩婚事。道理讲了大半日，老羊倌听了，只是无奈地摇头，流泪。没过多久，便听说那个地主的老寡妇，带着两个儿子，嫁到了深山里，给一个更穷的人当老婆去了。
忙活了几个月，老唐和妈妈看着整理出来的一堆记录，觉得没法跟上边交待，直叹气。
然而，有一天，在和村里媳妇闲聊时，妈妈终于发现了一件够分量的事情。原来，村里的民兵连长在六零年灾荒时期，趁着人们都饿肚子，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救济粮，勾引了年轻漂亮的栓子妈，多年来一直霸占着她。栓子爸是富裕中农，在村里算是阶级成分最坏的，媳妇被人家睡着，他却畏惧民兵连长的跋扈，只得忍气吞声。
民兵连长是个人高马大的粗壮汉子，干活很卖力，只是说起下流话来肆无忌惮。有次他领着几个女孩在坡上拾杏核，故意绘声绘色地讲起了“荤腥”事情。他说，他曾赶着毛驴送个村姑走婆家，还没等撩拨她，村姑下身流出的东西已经把他的驴驮子给染了。听的女孩们都臊红了脸，他却假作正经，乘势伸手摸着桃子露出的腰肢，笑着说，该让你男人给你扯件新褂子啦！
那天下午，老唐和妈妈把民兵连长叫到屋里，劝说他让栓子妈回栓子爸家。那马脸汉子被激怒了，脸上的肉抽搐着，大巴掌拍着炕沿，吼道：“好哇，毛主席派你们到姚家岭，干什么来了？整天给你们大米白面地吃着，你们不帮着俺贫农，反倒想让俺打光棍！没有王法啦？你们再逼俺，俺今黑就不走了，住在这，跟你们一起吃大米白面！”说罢便翻身上炕，四仰八叉躺在那儿了。
妈妈和老唐被这阵势吓住了，气得直抖。我一直躲在灶间，扒在门缝上偷看，也惊得心口砰砰跳。
这民兵连长虽是村里一霸，其实也很穷，否则就不会靠救济粮去勾引别人的媳妇了。在这贫瘠的山区，我们这些外来户还能吃上国家供应的白面馒头，当然让人眼红，就像村民们背后说的那样，“穿得破，吃得好，腕上戴个大手表，发了工资就往城里跑”。
妈妈和老唐对付不了眼下的局面，只好去搬救兵。支书赶来，好说歹劝才解了围，半夜时，终于将那怒气尚未全消的汉子拉扯走。
那夜，大家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才上炕躺下。黑暗中，我听见妈妈在叹气。“唉，让咱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可你看看，咱们向这种人学什么？”
老唐不做声，好一会儿，才从炕那头传来她冷静的声音：“别忘了，老秦，贫下中农的主流是好的，不能只盯着他们的支流瞧。”
妈妈慌忙改口：“对对，我们应当瞧主流，毛主席批评知识份子时，就是这样说的... ... 还是你看问题深刻。”
（ 6）
麦收后，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老唐到县里开总结汇报大会去了。老白趁机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两日。那夜，我躺在炕上睡得正沉，忽然听到一片嘈杂声，有人在急切地拍打窗檩，拍得窗纸啪啪响，并一声声呼唤妈妈，“老秦，老秦… … 见红了… …”。迷糊之中，觉着身边的妈妈在跟窗外的人说话，随后又急匆匆地披衣起身。
待我醒来时，天色已大亮，走出屋外，村里静悄悄的，坡上坡下除了几只狗，不见一个人影。正在纳闷，忽然见远处山包旁的羊肠小道上走过来一个身影，定睛细看，却是老换儿。
“你咋没去？”走近了，她大声问道。
原来昨天半夜里，福贵的瘫子女人临盆了。妈妈被福贵唤醒后，立刻随着支书和几个村民，用临时扎的担架，抬上产妇就往八里路外的公社卫生站跑。随后，很多村民也陆陆续续跟去帮忙了。
在医疗所值夜班的苏大夫，和妈妈一样，也是从北京下放来的。“苏大夫这人真好！”老换儿感慨地叙说着经过。“那瘫子从来就没洗过澡，下身一露出来，又脏又臭，全是结的硬痂，让人不敢看！可是人家苏大夫连眉都没皱一下，亲手为她清洗消毒。因为是难产，折腾了半天，生不下来。后来苏大夫就问福贵，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福贵说，他要孩子。”
听到这里，我头皮有些发麻。瘫子女人可怜无助的黑眸子，在我眼前闪过。
当苏大夫想方设法，终于用产钳将那个块头不小的男婴夹出时，发现婴儿由于窒息，面色青紫，已无呼吸。苏大夫毫不迟疑地用嘴对婴儿做人工呼吸，一口口将婴儿口中羊水吸出。围观的人都十分感动。到天亮时，看样子大人和孩子都算是保住了。
老换儿说，“昨晚抬担架，我一直和几个男的轮换着，熬了一夜，实在顶不住，就先回来了。你妈和大伙儿还守在公社卫生站呢！”
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替福贵和他的瘫子女人高兴。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日头偏西时，羊肠小道上出现了一队缓慢移动的人影。妈妈和村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抬回了产妇和婴儿的尸体。他们终究没能躲过死神的召唤。
第二天傍晚，我跟着几个女孩子，再次攀上山腰那座石头屋子，和村民们一起为死者送葬。
暮色中，福贵像条木桩，垂头站在屋前老榆树的阴影下，原本呆滞的面容，一如既往地呆滞着，似乎对生活的艰辛已习以为常，并未因此沉重打击而生出什么新的变故。
（ 7）
秋雨绵绵，把正待收割的高粱打得透湿。接连几天，我和村里十几个青少年，组成了突击队，匆匆吃过晚饭，便返回地里，继续收割庄稼。虽然雨水打湿了衣裳，手掌被镰刀磨出了血泡，可是年轻人在一起干活，又是说笑，又是比赛，间或互相追逐着打闹一阵，似乎谁都不觉得累。大家总爱拿栓子和桃子二人取笑。他二人也从来不恼。我心中不免生出遐想，盼着“小二黑结婚”的喜剧，能在这小山村重演。
老唐原本总听妈妈指责我不求上进，这几天见我早出晚归，废寝忘食，对我的态度都比以前温和了许多。那天她主动和我商量，能否为村民举办一次文艺表演，庆祝秋收胜利结束。在妈妈关切的目光注视下，我欣然点头同意。
于是，我抓紧时间，为小孩子们准备了几首合唱歌曲，又和黄毛她们几个大姑娘排练了两个舞蹈，一个是“唱得幸福落满坡”， 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是“洗衣歌”，歌颂军民鱼水情。
演出那晚，天一黑，碾房外矮矮的土台上便点燃了耀眼的汽灯，全村一百多口人，兴致勃勃挤满了那一小片空地，也有人爬上房顶，骑到树杈上，从上往下看。我们都描了黑眉，抹了红脸，等支书和老唐讲完话，就准备出场了。忽然，有人大声嚷道，等等，还有人来呢！
抬头望去，只见远处的山梁上，有三三两两十几簇火把，正往山脚下移动。没想到这么简单的表演，在这乡间竟成了如此罕见的盛事，招得深山里人家翻山越岭来观看。我忽然想起了桃子的未婚夫，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实农民。不知消息是否也传到了他居住的山沟里？他会赶来看桃子的表演吗？
正想问桃子，回头却见她满脸紧张兴奋的神色，咧了嘴盯着台前笑呢，顺着她眼神望过去，见栓子立在人堆里，忽闪着一对大眼，也抿了嘴冲她笑呢！怕扫了她兴致，我便没开口。
晚会结束时，夜已深了。观众都散尽了，几个姑娘却仍不想离开，围着我不厌其烦地回顾刚才表演时的每一个细微末节，笑个没完。桃子今天翻筋斗时，可能是太紧张，失手摔了一跤，蹭了一裤子土，观众都哄笑起来。我怕她心里难过，想安慰她，她却丝毫不介意，捧着肚子笑弯了腰。
我说，你们今天打扮起来，在汽灯下一照，比平时漂亮得多啊！要是有个照相机就好了，给大家按照跳舞时的样子留个影，多棒啊！
姑娘们听了，先是兴奋地睁大了眼睛，连声叫，这主意太好啦，怎么过去都没想到呢！接下来，却又犯了愁，钱呢？商量来商量去，大家终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凑钱，到镇上的照相馆按现在的样子来张合影。
（ 8）
假期结束后，我回到学校，很快便忘了此事。一个多月后，忽然有人来找我。拉开宿舍门，却见黄毛，老换儿，还有另一个女孩，打扮得整整齐齐地站在门外，腼腆地笑着。她们走了十几里路，一定累了，我让她们进来，她们却不肯，不知是不是羞于见宿舍里其他中学生。
她们都穿上了平时下地干活舍不得穿的好衣服，黑灯芯绒衣裤，白线袜，青布绊带鞋。还照舞蹈中扮相，在颈上系了条白毛巾，脑后背了顶麦秸编的新草帽。此外，每人胳膊上都挎了只藤条编织的篮子，有的盛着十几只鸡蛋，有的盛着半篮蒙了层白霜的红绿相间的沙果。
我一下子想起了大家的约定。桃子呢？她怎么没来？
黄毛说：“早晨临走时，她妈把她拦下了，说，家里那几个鸡蛋，还要留着换盐呢！别老想着照像那些个疯事儿，再照，也得嫁到后山去！”
我心里好生难过。“她就不能退了婚，跟栓子好嘛！”
“那咋行？人家要是让她赔这八年的工钱，还有衣裳钱，她家哪能赔得起？”
大家一路说着，便去镇上供销社将鸡蛋和沙果卖了，换成钱，然后小心翼翼走入街中央那家有着明晃晃大玻璃橱窗的照相馆，仔细问了价，比了又比，最后凑了一元七角多，选了张二寸见方的黑白照，还能加印三张。
天气已经凉了，可是摆姿势时，每个人额头上都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大家屏住呼吸，手捧红宝书，有蹲有站，伸胳膊拉腿的，按照事先早已商量好的，摆出在台上亮相的舞姿来。镁光灯闪过，才松了口气，齐齐笑出声来。临走，我们还叮嘱摄影师，要在照片上方题一句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广阔天地炼红心。
（ 9）
然而，从此以后，我却再也没见过这些山村伙伴了。那年冬天，妈妈和老唐被派到了另一个更远的深山村，九里梁。
过旧历年时，我从学校赶到她们的新居 ----山上一间四面透风的石头屋子。这间屋子与福贵那个寒酸的家不相上下。我很想念姚家岭那几个女伴，便想趁过年去看看她们。
“唉，算了，不要去了！”妈妈正在用旧报纸糊窗户，摇摇头。“你去了，找谁呢？”
原来，自打秋天我离开姚家岭后，黄毛被老唐推荐，到县里上青年干部培训班去了，听说结业后，分配到公社当了团干部。与此同时，村里又出了件事。刚满十五岁的桃子，竟被民兵连长那个无赖糟蹋了！出事前几天，支书派他带几个人去后沟砍酸枣棵子，修大寨田。他挑选了桃子，还有几个半大孩子跟随。那天歇晌时，他把几个孩子支走，便在四面无人的乱石沟里下了手。
桃子爸根本无力去跟那个恶棍斗。老唐和妈妈气愤不平，要求支书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让大家讨论，该怎样处理这个罪犯。然而，会上竟没什么人肯发言讲话。临了，不知是谁压低嗓音咕哝了一句，把狗日的巴割掉算了。老白正做记录，抬起头来，认真地问：“把什么割了？”却引来一片笑声。
会后，老唐说，应当把他送到县里，绳之以法。但支书等人不同意。他们说，山沟里有山沟的规矩，你们这些北京来的干部，在这里能呆多久？你们现在瞎整，将来抬屁股走了，惹下一堆麻烦，还得我们来收拾。
妈妈和老唐束手无策。这时恰巧上边来了命令，调她俩去更为偏僻的九里梁接受锻炼。九里梁仅有十余户人家，全村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找不到，有很多艰巨工作等待她们开展呢！
白叔叔呢？怎么没一起来？ 我问。
妈妈说，老白近来变得神经兮兮的，没事就在他的小屋里大声唱英文歌曲，招来一堆孩子躲在门外你推我搡地看热闹。不知从何时起，他还养成了一个怪毛病，爱到村妇家中的酸萝卜缸中，讨一碗发着霉味儿的腌菜水，蹲在门槛上一边品咂，一边摇头叹息。这种模样，自然不适宜进深山工作，便继续留在了姚家岭。
我仍在为桃子的命运伤心。“那，栓子呢？他还爱桃子吗？他会不会去为桃子做点什么？”我脑中浮现出那个春夜，桃子翻筋斗时露出的雪白腰肢，还有两只顽皮的小鹿躲进黑影处打闹的温馨场面。
妈妈斜了我一眼。“你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有时间，多读读报纸上的社论，免得说错话，犯错误！”
（ 10）
事隔多年，姚家岭在我的记忆中已逐渐淡漠。尽管妈妈提过几次，想一起重返故地，可我已极不适应北京夏季的高温，懒得出门，此事便被搁置下来。
偏偏世上事，是无巧不成书的。那天我外出购物，回程中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和司机闲扯时，发现他来自远郊区县。又得知，他家所在村子竟与姚家岭属同一公社。再问下去，我差点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京城里出租车司机少说也有好几万，可我碰上的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是黄毛的侄子。我在姚家岭时，黄毛的哥哥尚未成亲，如今他的孩子都是大老爷们了！他说，黄毛早在多年前就被提升为县干部了。
下车时，我给司机留下了电话号码，说，告诉你姑姑，我现在北京，如果她还记得我，就打电话来。
回家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疑惑是有神明在安排，一定要我回一趟姚家岭不可呢。果然，晚饭时分，黄毛的手机就打进来了。我和妈妈与她短暂地聊了几句。原来她正在深圳出差。她希望我们能等她回来后，带我们一起去姚家岭。
可我返回加拿大的机票已定，无法再等了。于是，那个周末，我和妈妈终于实现了重返姚家岭的愿望。当年在那里的三个北京干部，老白患精神病多年，已不在人世。所以只有老唐和我们同往，黄毛的侄子为我们开车。
翻越长城，继续往北走，约莫一小时后，路边出现了熟悉的村庄和山脉。公路两旁一抱粗的老柳树，似乎仍是四五十年前公社成立时栽种的，所幸没有遭到砍伐，如今已浓荫重重，遮天蔽地。通往姚家岭的羊肠小道，却已变成一条能行驶汽车的土路，直接修进了村里。据说，当年的下放干部们离开后不久，就从北京来了几个知识青年。后来，知青中的一个，回城当了干部，却没忘记那里的乡亲，特地利用手中便利条件，拨款十五万元，为村里打了一眼自来水井，修了一条汽车路。
到了村子中间，我陪着妈妈和老唐下了车。如今的姚家岭，几乎看不出当年的格局和模样了。村里盖了不少新房，柴扉篱笆，已变为土坯砖墙，把各家的院落都挡得严严实实，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慢慢地寻找，细细地辨认。当年那间小小的村办公室，如今变成了一排红砖房，与碾房，小学教室，合成了一个院落。我们曾经表演过的那个矮矮的土台，已经不见了踪迹。我们住过的车把式家，如今满院荒芜，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铁锁。
路上行人不多，碰见了两三个，大家相互看着，却犹疑着不敢打招呼。也难怪，妈妈和老唐都是满头白发，年逾古稀了。我也早已从当年那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变成了身材已显露臃肿的中年妇人。
这时，大概是听到了风声，一家门前站出来一个穿花短袖上衣，裤子上沾满泥点，手上沾着草屑的女人，好奇地伸长脖子，往我们这边打量。我看她有些面熟，便趋上前去打招呼。她问我找谁，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老换儿”。
她愣住了。“我就是呀！你是谁呢？我怎么不认得你？”
我激动地上前两步，握住她双手。“怎么，我真老得认不出来了吗？”
老换儿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会儿，终于记起来了。“哎呀，真的是你呀！我瞧你也没穿
高根儿鞋啊，怎么变得又高又胖了呢？”
看她笑得眼角溢出了泪花，频频用手背擦抹，我连忙拉她去见妈妈和老唐。这时，她们俩
已经碰到了原来的老支书，黄毛的父亲。他已快八十了，记忆还很好，说，如今党支部已不管事了，村民们都各自为政，发家致富呢。青壮年大部分都跑到县城和北京去了，有的搞建筑，有的搞装修，有的开出租，有的当保姆，留下来的，都是些老年人和小孩子了。
老支书带着我们几人，到一些人家走了走。今非昔比，眼下城里人拥有的那些物件，电视，冰箱，电话等等，这里都能见到。日近正午，老支书和老换儿争着拉我们去家中吃饭，为了满足各自的心愿，妈妈和老唐去了老支书家。我则去了老换儿家。
（ 11）
进了她家大门，就见院子里站着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头儿，正在从麻袋里往地上倒土豆。我猜想，这应当是她的老伴儿。接着，猛然记起，村里的姑娘们，都嫁到外面去了，老换儿怎么会留下来？难道她嫁给了本村的小伙子？是谁呢？
“你看看，谁来了！”老换儿走过去，拍打着老头儿身上的尘土，笑嘻嘻说道。
老头儿缓慢地抬起了伸不太直的腰杆。黑瘦的面颊，布满密密的皱纹,呆滞的目光看着我，张了张嘴，却未出声。
我心里一慌，脑中蓦地闪过福贵的影子。“你，你是 ……”我不敢问下去了。
“他是栓子啊，你不认识啦？”老换儿笑了。
栓子！我又是一震。面前这个衰老的面容和身躯，怎么会是当年全村最英俊的那个小伙子？我睁大了双眼，在那张木然的脸上仔细搜索着，似乎捕捉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痕迹。我脑子里又闪过了桃子翻筋斗的身影。想问什么，却憋住了。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老换儿和当年一样爽快。
见她家屋檐下垂挂着一穗穗干玉米，一串串红辣椒，我便说，“玉米面儿粥，腌酸萝卜条儿！”
“你怎么还是爱吃那些乡下饭食？”老换儿问，接着提起了当年曾从家中咸菜缸里偷偷给我捞酸萝卜吃的往事。
栓子蹲在灶前烧火，老换儿一边手脚麻利地在大铁锅里做西葫芦丝摊饼，一边说，她是村里唯一留下来的女孩子，和栓子结婚后，住进了他家。栓子爸孤身一人多年，心情郁闷，早已去世了。他们把老房子翻盖了一下，这些年又种了十几亩地，虽然辛苦，但两个人没黑没夜地苦干下来，一年也能有两万元收入，还供养两个儿子在北京读上了大学。
谈起这些年村落和世事的变迁，老换儿不无感触。“现在的日子比从前好过多了。过去把富农的地都分给了穷人，结果是大家一起穷。我爸手巧，还会木匠活儿，解放前我们家的生活自然比别人家好些，可解放后，毛主席不许人干私活儿，就不行了。后来，邓小平把地又分给各家了，结果呢，贫农又贫了，富农又富了。不好好劳动的，还得受穷。”
“过去，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吗？”我随口问了一句。
夫妇两人想了一会儿，这次是栓子开口了。“那时候大家一起劳动，热闹。现在，人们都各顾各了，有些冷清。”
话语间，我在堂屋墙上挂着的玻璃像框里，一眼看见了当年我们在镇上的照相馆里留下的青春的影子。照片早已发黄，边缘也裂了许多细纹。但是“广阔天地练红心”那几个字，却依然清晰可辨。
饭菜摆上了桌子。玉米面儿粥，摊煎饼，葱花炒鸡蛋，凉拌黄瓜，香油拌咸菜丝，十分可口的农家饭。我们三人边吃，边议论起村中人事。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羊倌，已过世多年。车把式一家 ,早就发财了，搬到县城，住进楼房，当城里人去了。我提到了桃子。老换儿说，磨了几年，最后还是嫁到后山去了。可是，桃子命不好，男人好几年前眼就瞎了，全靠桃子侍候着。
我悄悄瞥了一眼栓子。他拿筷子的手似乎抖了一下，但神情漠然，只注视着碗中的饭菜，一语不发。
“她家里有电话吗？”我问。
“没有。”老换儿答道。 “后山只有两家人,还隔得挺远,就没拉电话线。”
我憋了又憋，终于又提起了一个人。“那个民兵连长呢？还活着吗？”
“他住到县城他闺女家去了，不太出门，听人说，也老得不象样了。”
他闺女？我搜索着记忆，终于想起，那时的民兵连长，虽没有结婚，却霸占着栓子的妈。那个闺女，是栓子妈生的吗？如今，民兵连长还跟栓子妈在一起吗？当然，我实在不忍把这些疑问端到桌面上来。
（ 12）
在老换儿家吃了饭。他们夫妇二人陪我去上坡的老支书家，找妈妈她们。走在路上，迎面碰上了一个腰弯成九十度，拄着一根木棍，在路上蹒跚移动的老人。
我停住了脚步，等待他过来，希望能认出又一个旧日相识。他到了我们面前，慢慢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就咧开一张没牙的嘴，冲我笑了。从那谦卑的笑容中，我触摸到了一丝熟悉的东西。没错儿，是福贵，三十多年了，他的神态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加衰老了。
我盯着他，感慨万千，一时间语塞。那个手拿扫帚，在炕上吃力挪动的沉重身体，那双在黑暗中闪着欣喜亮光的大眼睛，在我眼前一明一灭，恍如隔世。我抬起头，想在远处的山腰上，寻找那座老榆树下孤独的石屋，视线却被面前一堵堵新院墙遮住，什么也看不到。
老换儿告诉我，福贵太老了，干不动活儿，已经搬下山来，成了村里的五保户。村里每月给他八十元钱，够他买粮食吃了。他自己在院子里种些瓜菜，也能对付着过日子。
“福贵！”我大声地问他，“你还认识我吗？”
没想到，福贵竟然点着头，“老秦，你回来啦… …”
一阵颤栗传遍我全身。“我，是老秦的闺女，还到你家唱过歌呢！记得吗？”
他又一笑，连连点头。“记得，咋不记得… …老秦呢？她好吗？”
我忍住眼泪，忽然想到了什么，便低头掏出钱夹，数了数，里面仅剩了四百元，心里后悔出门时忘记多带上些。我拿出二百，递到福贵手中。“买些好吃的东西吧！”又把剩下的二百，强塞入老换儿手中。“给孩子买书用。”
因为当天还要赶回北京，来不及去后山看桃子了，我心里很是遗憾。车子出了村口，还看见乡亲们三三两两站在沟梁坡坎上，依依不舍地望着我们。面对这些在艰难岁月中挣扎过，在宽容和谅解中活下来的淳朴的人们，想起早已离开人世，没能看到今天的可怜的瘫子女人，栓子爸，老羊倌，我心中生出了无限惆怅。
车子拐弯时，颠簸了一下。这时，我突然发现远处乱石凛立的山脊上，出现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正使劲地朝这边挥手。看不清是谁，但看到她身后的层峦叠嶂，便猜想那一定是桃子，也许她刚刚得知我们到来的消息，翻山越岭，匆匆赶来相见，却迟了一步。
上了公路后，汽车加快了速度。车中的人都沉默着，依然在回味这次旅行所带来的无穷感慨。车轮沙沙沙，久久地碾压着我纷乱的思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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