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祭慈母 （散文）

孙 博

一个个温馨的母亲节，一串串苦涩的回忆。

每当五月的母亲节来临之际，朋友们见面都会习惯地问一句："跟你妈妈打电
话了吗？"

我总是无言相答。但又不想扫大家的兴，不愿别人讲一句SORRY，只能强作欢
颜地说："早已打了。"

是的！在梦中，我跟母亲大人作了冗长的越洋交谈。

母亲长眠于黄浦江畔已十七个年头了。在这并不算短的日子里，她老人家的音
容笑貌依然驻吾心。徜若说，严父给了我更多的IQ（智商）遗传，那么慈母赐
予我更多的EQ（情商）因子。而后者，更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爱情婚姻、
学习工作、人际关系，乃至整个事业。

母亲的命很苦。十三岁那年，身为中医的外祖父，终因无法医治自己的疾病而
夭折，母亲经亲友介绍，到我们家族当童养媳。可想而知，一个童养媳在封建
礼教社会的地位与处境了。幸运的是，家父知书达理，给了母亲不少慰籍。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父亲面壁寒窗，开创事业；而母亲主理家政，井井不紊。
哥哥姐姐相继出世，母亲承担了所有养育重任，亦享天伦之乐。

可是好景不常。一九四九年后，家父一直难逃厄运，成为各次政治运动的"老

运动员"。一个商人家庭出身，一个当年曾去南京接受蒋介石接见的大学生，
在红色成分论下的中国，所受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四岁的那年，一群佩戴红袖章的人直闯我们家，在爸爸书
房里东翻西倒，吓得我直喊，妈妈冲过来把我搂在她那温暖的怀中。只见这帮
野蛮之徒硬把书橱中的书全倒在地上，说是搜查国民党密件。也就是从那一次
开始，母亲的胸怀成了我儿时的港湾。

父亲被批斗时，母亲常被招去陪斗，说是要划清界线。那些当权者在母亲口中
得到的是一问三不知。挨批回家后，父亲总是闷闷不乐，而母亲强打起精神，
端上一杯热茶，即刻又料理起繁重的家务。

每到月底，家中时常无米下锅，妈妈只好硬着头皮向好心的邻居借三、五块钱
应急。每月五日父亲拿回工资，母亲马上接过钱就去还债，强调做人要讲信誉
。在那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竟然也有两、三户邻居冒险与我们家交往，确实
令人钦佩。

晚上一旦有人敲门，母亲就会条件反射地叫起来："红卫兵来了"，恰如一个
惊弓之鸟。可想而知，文革十年对她身心摧残有多大。白发添了无数，因血小
板症先后住院七次。在这期间，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三个哥哥姐姐相继去江西
、北大荒修地球，家中就靠父亲那减了几次的微薄薪水度日。

就在那样的贫因日子里，只要碰到学校大考，妈妈都会煮鸡蛋给我吃，说是增
强记忆力。一个个金黄色的荷包蛋，一片片真挚的慈母心。当我拿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时，她脸上堆满了笑容，四处奔走相告。那份喜悦，似乎扫去了十多年
的霉气；那份激动，似乎发泄了十多年的怨气。

七六年中国大地回春，爸爸头上的几顶"帽子"被摘了，哥哥姐姐陆续回上海
，都顺利地进入文化教育单位工作，家中的经济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就在母亲该享福的时候，她的病情愈来愈恶化。由于积劳成疾、体质太弱，妙
手良药终无回春之力。一九八二年初夏的一个凌晨，母亲闭上了她不该闭上的
双目，才六十一岁。 天地哀，雨水滔滔；人之悲，泪水滚滚。那一刻，苍天

突然下起骤雨，为这样一个不幸的母亲鸣不平。

追悼大会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无数的花圈，无数的亲友，哀悼和霭可亲、
为人正直的母亲。我在兄长念悼辞时的嚎啕大哭，惊动了所有出席者，带来了
巨大的共鸣。呼天抢地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我才二十岁，同龄
人应有的母爱，为何过早地失去？一个男子汉终身应有的泪水，那一次大概被
我哭完了。

毫不夸张地说，母亲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假如没有那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
，没有那无休无止的批斗，没有那无数次的审讯，母亲怎会过早地离开人间？
也许很多人已淡忘了残酷的年月，或许只进入历史书籍，抑或作为字典里的一
个条目。然而对于我，是决不会忘却的！我会永远告诉我的传人，要记住中国
现代史上灾难的十年，更要记住我有这样一个可敬可爱的母亲。

母亲是普普通通中国妇女中的一个，然而就这么"一个"，带给了我无穷的宝
藏。很难想象，一个东方女性不但要承受生活重担，还要经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她老人家并没有给我们七个孩子留下金银财宝，但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
遗产。在她那里，我学到了礼仪修养、刻苦耐劳、锲而不舍……

出洋漂泊八年多，每每遇到困惑、曲折，母亲的英灵都会赐给我无穷的力量，
使我在寒冷的北国，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每当我取得一点点成绩，我都会
托神奇的梦禀告母亲，让她分享小儿的喜悦。

妈妈，您长眠于青浦墓地，感到孤独吗？在这母亲节来临前夕，不孝之子在遥
远的枫叶国，带着一家大小四口，请温暖的春风捎上圣洁的问候。也请您接受
迟了十七年的祭文。

──原载北美《明报》199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