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勞樸實的凱茨太太

我的一位長輩親戚於九十年代初來多倫多探親旅遊，我們陪著她到處逛逛。誰知她的發問竟是：“怎麼外國人也幹活？”她指的是一些髒活、重活，如清潔工、鋪路工等等。當時我不能嘲笑她的孤陋寡聞，一方面她是我的長輩，另一方面因為在那個門戶封閉了半個世紀，中國剛步入改革開放時代，人們對歐美人士的印象仍停留在銀幕上常見的西裝革履的紳士派。

我告訴她，人總歸是人，西方社會的人與我們中國人一樣要吃五殼，他們也要為生存而奔波。雖然上層社會的成員風度翩翩出手闊綽，那畢竟是少數；廣大的草根階層就得克勤克儉。於是我就跟她講述了我來加拿大後的第二任房東 — 凱茨太太的瑣事。

二十多年前我與凱茨太太有緣相識，成為她的房客時，她已是一位將近古稀之年的老婦人了。我與她在同一屋簷下相處有一年之餘。她五短身材，頭扎方巾，腰系圍裙，整天樓上樓下、前庭後院忙個不停。

凱茨太太的家坐落在多倫多西區一條毫不起眼的小街上，街道兩側綠樹成蔭。她的房屋是地道的舊式小樓，附近有一家叫做No Frill的超級市場。正如No Frill的名字一樣，她的小屋毫無花梢，樸實得猶如農舍，但窗明几淨。屋內沒鋪地毯，沒有壁爐裝置，更沒有豪華的家俱及時新的電器。從底層到二樓是一條窄小的筆直樓梯。整幢房子只有在廚房的牆上裝置一架電話。屋內唯一洗手間也只配備舊式的洗澡缸和洗臉盆，洗臉盆的上方掛有一面小圓鏡。

凱茨太太的整幢房子共有三層，地庫是她的工作房，二樓全部出租。底層的客廳裝上拉門，改建成凱茨太太的臥室。飯廳裡放置一架舊式電視機可供大家觀看。樓上共有三間半房間，何謂半間？原來正規的房間只有三間，這半間就在樓梯的斜面下間隔而成。說起半間猶感可憐，以弟弟超過六呎的身高，必直不起身子。由此可見凱茨太太的苦心經營。我和弟弟就租了她的一間房加上這樓梯下的半間，樓上的另外兩間房，一間租給一位名叫Elizabeth的加拿大女學生，另一間則租給一位來自南美洲的中年人，名叫Nick。

我們到凱茨太太家看房那天，她並沒有要求我們簽署書面租約。凱茨太太最關心的就是我們使用廚房的時間，因為眾多的房客及房東本人要合用一間廚房。我告訴她，我們吃飯非常簡單，使用廚房的時間大約在晚上七時左右，每次不會超過一小時，凱茨太太欣然同意。於是我和弟弟就搬進了她的住處。

第二天清晨，當沒有人使用洗手間時，我趕快進入，把門鎖上。當我梳洗完畢，回到房間時，只見凱茨太太像個旅館的清潔女工，正在打掃我的房間。我三步併作兩步，跑到她的跟前說，“您別費心，還是讓我自己來清潔吧！”誰知凱茨太太回答說，“This is my daily routine”。

事後，住在隔壁的Nick告訴我說，“每天清晨只要你不打開房門，凱茨太太是不會擅自闖進來打掃的；一旦你敞開著房門，這就意味著她可以進來清掃

了。”“那麼，我就沒有隱私了嗎？”我問Nick。他笑著回答，“你住在這裡就權且當作住旅館，有啥不好呢？她不但清潔房間，清除垃圾，還負責定期換洗你的床單、被褥、枕巾等等。再則，她識字不多，不會窺覬你的秘密的。”我笑著回答，“我倒不擔心她會進房偷看我的書信，因為我的秘密全是用中文書寫的，她也看不懂。”

有一天放學，我到廚房來取水，只見她坐在小板凳上，專心致志地翻閱報紙，地上還有一大摞報紙。我感到奇怪，Nick不是告訴我她識字不多嗎？我走近她，她也彷彿讀出了我的心思，抬起頭來對我說，“這些都是從Nick房中垃圾桶裡揀來的舊報紙，我翻看有沒有我想購物的減價Coupon，我是從不亂花錢的，合理使用Coupon，每年能節省不少錢哩！”事後我告訴Nick，他說，“凱茨太太就是這樣的人，她恨不得把一分錢當作二分來花。她外出購物，通常是步行，迫不得已，才會乘坐公車。而她每次外出，只需用一張公車票。”我知道在多倫多市區搭乘公車(TTC)，下車後仍可憑這張車票乘換其他路線的公車。﹙但有一個原則，就是不能走回頭路﹚。而凱茨太太節省交通費的方法就是：兜一個四方形，完成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的行程。目的是省下一程的公車票。

我喜愛煮茶葉蛋吃，我覺得煮茶葉蛋最省力，又是最實惠的充飢食品。我每次煮茶葉蛋，凱茨太太總免不了在我跟前自言自語地說，“費電費時，把雞蛋煮成深褐色，難看死了。”，她越嘮叨，我越在她面前炫耀：“這是價廉物美的中國佳餚”。她說服不了我，只得搖頭。

凱茨太太在後院種植了不少的菜果，她的地庫就是她醃漬咸菜、釀酒、製果醬的工場和食物儲藏室，除了冬季和雨天，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後院忙碌著。我原本認為醃菜是我們中國農村婦女的專利，誰知在加拿大竟然發現有凱茨太太那樣的勤儉持家的城市“個體戶”。

與凱茨太太相處久了，我才發現不但克勤克儉，還是一個心地善良的長者。我時常在廚房一面煮飯，一面與她聊天。她的口頭禪是一句英文成語：“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earned”。

說起凱茨太太，可謂命運多舛。她生於東歐捷克，四歲那年父母雙亡，由叔父撫養。八歲那年，叔叔、嬸嬸帶著她與他們親生的一個孩子來到加拿大移民。他們在加拿大安頓後，嬸嬸又生下了兩個孩子。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得凱茨太太縮短童真，早成世故。為了不加重叔叔嬸嬸的生活負擔，她從小就設法打工，為此讀書不多。她在旅館做過清潔工，在餐廳當過廚師的下手，在百貨公司當過售貨員，這都是一些既累又賺錢少的工作，但每當凱茨太太回憶往事時，她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舒展了，流露出一種滿足感，她對我說，“自立就是自尊”。

二十歲出頭，她在工作中認識了一位男友，不久就結婚了，雖然兩人都屬

低薪階層，但小夫妻恩愛，日子也過得甜蜜。兩年後他們有了愛情的結晶，生

了一個兒子，再過兩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可惜好景不長，她三十歲那年，丈夫就撒手人寰。可以想像，一名年輕的寡婦帶著兩名孩子，日子將會多麼艱辛。

我問她，“你那時年輕守寡，難道從沒想過再婚嗎？”她搖了搖頭說，“沒有。為了讓孩子們不受丁點委屈，再苦再難我也要一個人扛下去。”自丈夫去世後，凱茨太太更加忙碌了，繁重的體力勞動使她覺悟到，兩個兒子不能再走父親的老路，他們應該受良好的教育，過嶄新的生活。

凱茨太太對兒子的教管可謂嚴格，雖然她本身學識不高，但孩子們的學業成績必須優秀。每晚無論多累多睏，她都親力親為地檢查他們的功課，並制定明天閱讀書籍的時間。有一次老大貪玩忘了寫功課，她知道後把他從熱被窩裡揪出來，狠狠地責罰。凱茨太太說，她從不打孩子的頭及臉等要害部位，體罰的部位就是屁股，那天也不知怎麼搞的，她打得太厲害了，以致連續幾天大兒子連坐下都得緩緩地、輕輕地行動，否則會痛得跳起來。我問她，“聽說在加拿大責打孩子，視為暴力對付兒童，您不怕招致法律制裁嗎？”她對我說，“我的兒子深知我這個當媽的苦心，他不張揚、不怨恨，還向我保證今後不再貪玩耍了。”

凱茨太太接著說，“兩個兒子都沒有辜負我的期望，後來大兒子考到特許會計師的執照；現在小兒子是眾人羡慕的專科醫生，都屬加拿大的專業人材。大兒子育有一雙兒女，而小兒子“多產”，有五個孩子，其中一對是雙胞胎。那對雙胞胎女孩長得像極了，唯一分辨她倆的辦法就是撥開她倆的頭髮，鑒定各自頭頂上的旋紋。”

我望著眼前的這位老太太，忽然想起中國文學泰斗老舍先生在一篇自序中寫的一段話，大意是：他的全部成就歸功於慈母無微不至的關懷和極其嚴厲的要求。我深感：“可憐天下父母心”，無論在什麼國家，只有愛才是生命的價值，母愛的付出更是一種責任，一種追求，一種企盼，是社會生生不息的原動力。凱茨太太熬到如今，兒子出道，當可以享受清福時，她卻依然保持勤儉治家的本色。

不久，我們英語課程的老師要求每位學生完成一篇“多倫多的變遷”的文章。作為新移民的我，為了收集素材，不得不求助於凱茨太太。她告訴我，她初來多倫多之時，多倫多還只是一座名不經傳的小鎮，多倫多的最南邊界是安大略湖，北面的路界為Eglinton Avenue。以後城市逐漸向北推進，到了八十年代，多倫多北面路界已經延伸到了Steeles Avenue，Eglinton Avenue早成了多倫多市中心的主要大道。那個年代，多倫多的住宅房沒有空調和暖氣設備，許多人養狗養貓，用以在嚴冬抱著寵物睡覺御寒。那個年代，她每天的工作報酬只有四加元，而一加元可購整袋的食物…… 所有這一切，我都寫進了我的文章之

中。我不僅得了A，還受到老師的贊揚。當我告知凱茨太太時，她高興得手舞足蹈，彷彿是她本人獲得了優勝。

我在畢業前夕經朋友介紹結識了一位男友，他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他第一次來我家約會時，買了一些水果作手信。那天是凱茨太太應的門。男友很有禮貌地稱呼了她，並把水果送給了凱茨太太。誰知這一招非常奏效，他立刻得到了凱茨太太的青睞。凱茨太太在我面前不斷地稱贊他是位彬彬有禮、慷慨大度之人，我嫁給他決不會吃虧上當。當我把凱茨太太的褒獎話傳給男友聽時，他高與至極，自然而然地，他同樣地對凱茨太太贊賞有加。就這樣，房東凱茨太太倒成了我倆結合的催化劑。

我們交往了一段日子，當我把我倆準備結婚的喜訊告知凱茨太太時，她為我們祝福。出乎意外的是：她竟不肯參加我們的婚禮，她的唯一解釋是“我沒有光鮮的服裝、嶄新的皮鞋及時髦的手袋。”

說實話，在我和凱茨太太相處的這些歲月裡，我的確沒見過她穿過入時衣衫。她整天穿著純一色的陳舊外套，深藍色或棕櫚色的褲子。鮮麗的色彩是來自系在腰間的一條工作圍裙。出門前，她解下圍裙，在身上猛拍幾下，算是整裝彈灰，然後換上一雙干凈的平底皮鞋，提著半舊不新的黑色手袋出街了。這是多麼熟悉的情景啊！我彷彿置身於故國家鄉左鄰右舍的老人之中。

她對我坦誠地解釋，“如果我去參加你們的婚慶禮典，我得花費不少的一筆錢來添購我一身行頭：包括在宴席上穿著的象樣衣服、褲子及皮鞋；甚至我還要購買手袋、配戴首飾等等。我已上了年紀，今後再次穿戴使用的機會極小，這豈不造成浪費？ 若不作一番打扮，這樣的場合我又如何進得去？”

假如換作別人，這類解釋顯得十分牽強，甚至不近人情，它既暴露了被邀請者的吝惜本性，又拂逆了邀請人的面子。但這一番話從凱茨太太的口中娓娓道來，彷彿合情合理。我絲毫沒有生她的氣，還反過來認同了她的觀點。我深知她自幼形成克勤克儉治家的習慣已滲入了她的思想深處和溶入了她的血液，成了她的天然本能。

婚後數年的一天，我和弟弟一同去探望凱茨太太。一按電鈴，應門的凱茨太太仍像從前一樣，頭扎方巾，腰系圍裙。她左手拿著洗滌劑，右手拿著拭擦布，一副忙碌的樣子。

“凱茨太太，您好，您一點都不變！”我說，這當然是指“勤儉”美德。

“我雖老了！但慶幸仍能工作。”她高興地回答。

張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