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芝华文学奖二奖作品“轨 道”

孙丕玟

在我留学的路上，我必须拋开过去的捆绑，全心全意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势；然而，在我心中，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还珍惜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我也必须在快速的成长里细细回味传统的价值……

从来没想到来自地底下的感动，是一连串逝去的日子里轻快的足迹，以及十年间成长的印记：三千六百五十次的穿梭，二十一万九千次的开启，及一千三百一十四万次属于年轻的呼吸。

我其实不懂，为什么同一个路线上要有两列不同号码的车？我也总是喜欢在列车靠近车站的时候，把脖子伸出站台看看是哪一辆车来了；虽然我知道不论跳上哪一辆车都是不会错的，因为一号地铁和九号地铁停靠的车站几乎是重叠的———至少是在我所搭乘的地段之间。至于在列车分开行驶后的那些地方，对我是很陌生的，我只能在地图上，想象着那地区的不同，一种对于黑色的恐惧。

我几乎不曾在第二个城市里，看到像纽约地铁一样的建设：那是种自成一体的地底世界，它的范围总是比你想象中要大一点，路线也总比地图上的彩色线条要复杂一点，无论你在里面上上下下几回，却总还有通往上下的楼梯供你选择，而就在你以为你终于坐到了终点站，却又有那么一辆不知好歹的车预备将你载往另一个终点。

几乎是同时，我们的眼光接触到了彼此：一个蜷缩在车厢尾端的流浪汉；那是一种近似空洞的目光，直愣愣地挂在你四周，好象在看你又好象是在看你周围飘浮的空气，我想到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绑架案，那个姓陈的凶手在法官宣判他的死刑时，他也是如此空洞地瞟了前面一眼，那种没有目标的一眼。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掏出一本书来看，其实逃避与人交流的目光是首要，因为摇晃的车厢和轰轰作响的噪音总是不能教我定下心来读个两三行字。

十几年前刚到纽约的时候，唯一会转车的地方就是四十二街。我记得第一次学姊领着我在臭臭的信道里钻来钻去，一边闪躲随时撞过来的人，一边告诉我：「N车和R车都可以坐到中国城，你跟着黄色的标志找就会找到……如果要去法拉盛，就坐七号……如果……」我跟着学姊的脚步，却还是落后在她三、四步之外；我突然发现，地铁里的人走路都像飞的一样，好似赶不上这班车，就是错过了人生重大的时刻。其实地铁的出车率约三分钟一班，而这一百八十秒之间的等待，不过是眨眼而已。想不到过了半年，当我也学会独自在地铁中穿梭，在闷热的地道里奔跑着跳上我要搭乘的车，我的生命里也容不下那一百八十秒的遗憾。

「One dalla one dalla…」，顺着声音望过去，一个约莫中年的东方脸孔从隔壁的车厢晃啊晃地过来了，那一声声由远而近再由近到远的叫卖声「One dalla…two dalla…」中，有着刻意的讨好。通常这种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瞄一眼他手上的东西：一美元的电池、小玩具，或是两美元的小钱包、中国吊饰。真正掏出钱的人其实并不多，而摇动的车厢却常使得阿伯站不稳脚步，有时一不小心，难免会压踩到乘客的脚，那些标榜着「世界和平」的老外，猛地把脚一抽，皱着眉摇了摇头，留下一个张皇失措的脸孔。我第一次遇见这事儿，心里是希奇多过于同情，毕竟一元两元的叫卖，到底可以支撑起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久而久之，我也见怪不怪，因为我渐渐发现必须这样生存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掩饰我心中矛盾的感触，我刻意挑他们英文的毛病，从one dalla（one dollar） 的错误读音，到two dalla（two dollars）的错误文法，我心中同情地偷笑着，却同时不齿自己心中的无情。后来，自己毕了业，开着一辆二手车，在长岛社区里一家一家地敲门、微笑、有礼貌地离开，为的只是那一小时几十块的教琴费，我才能稍稍体会那种为生活奔波的无奈，必须在别人的土地上挣扎糊口，必须在尊严与现实中吞下各样的目光。

「叮─ 咚─」车门关闭的瞬间，闪进来一个黑人，瘦瘦小小的，看起大约有十五、六岁。在大家都毫无心理准备之下，他突然翻起了跟斗，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从车厢的这一头，硬是翻到了车厢的那一头。原本冰冷无情的车厢里，顿时泛起了小小的赞叹声，就像是北京天桥上耍功夫的人的四周，总是有些许围观的群众，捧人场亦或是捧钱场，要的就是一种被肯定的气氛。我记得外子说过他小时候也学过踢腿，但是因为调皮最终被师父赶了出门。其实在中国人心中，功夫虽然是一门国粹，但是却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很多人都会利用功夫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到了国外，情形就不同了，功夫似乎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就像「春卷」和「左宗鸡」一样；尤其是近年来中国武打明星的窜红，中国餐厅的普遍，使得一些想要跳脱华埠小圈圈的新移民，染上一层洗不掉的色彩。前一阵子读到一篇文章，大致上是说作者的一位外国朋友，在去了一趟北京后抱怨对中国失望，原因竟然是没有见到想象中的人力车及长袍马褂，而且中国的繁荣让他以为仍然身处北美。这位作家回答得也妙，他说：「当年我来到美国也是对这个国家失望透顶，因为走遍整个城市，也见不到一个骑着马、戴着牛仔帽的英雄。」我常常在想，如果古埃及文化仍然存在，法老会以什么面貌生存于今日的科技世界中？就像是中国人在捍卫着的五千年文化，是否应该在时代的脚步中褪去神秘的外表；而身居海外的中国人，又是不是应该在外国人落后的「东方主义」观念里，注入属于中国人道德伦理的新生命。

一阵窸窸窣窣的塑料袋声，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个印着「金X超市」塑料袋的主人，是一位约莫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她搭车的方向来看，应该是要去中国城的，而那个装满她随身用品的塑料袋，竟是她克勤克俭的象征。出国十多年，去过的地方也算不少，印象中所有地方的中国城都有一座大大的牌楼，就像电影《尖峰时刻》（Ruch Hour）里成龙一下飞机就被带去的地方一样。我第一次去中国城的时候，心中是失望多于兴奋，因为整个中国城就像是台北老家后面的菜市场，只是规模大了许多而已。菜市场我很久以前就不再去了，因为我喜欢超级市场里的明亮及干净；怎知到了世界第一大城市纽约的中国城，我必须躲着脚下腥臭的污水，在漫天叫卖声中找寻我熟悉的超级市场。

我后来发现，这些抱怨其实都是嘴上的刁蛮，我的心中还是依恋着华埠熙攘的交错。记得刚认识外子的时候，他仍然在餐厅打工，身为经理的他，常常必须做晚班善后。有一次他因为太忙错过了晚饭，所以下班后，请我陪他去吃消夜，当时仍是学生的我，以为最多去个麦当劳，所以套上拖鞋就出门了。怎知他开着车往下城去，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停在红色大牌楼前面。那是我第一次这么晚去中国城，只见街上到处都是人，连找个停车位都很难。当时仍是男朋友的先生告诉我，其实无论多晚或是多早，中国城的街上总是有很多人：晚上是那些做晚班的人陆陆续续下班回家或吃消夜，而天还没亮，街上又会充满各式各样批货卖菜做生意的人。那时我才稍微明白那些老移民的艰辛，是我们这些留学生所不能体会的。有了这个认知，我突然觉得街上的污水不再令我讨厌；而因为路边菜文件的价钱，总是比超级市场的价格便宜一半，我也甘愿在大太阳或是凛冽的北风中，学习那位塑料袋老婆婆的勤俭美德。

在纽约的后半段时日，我和外子搬到了皇后区，开始了我们往来台湾城「法拉盛」的日子。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会，就像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一种在石缝中生长出茂盛枝叶的小小骄傲。

那天为了给外子一个惊喜，尚未学会开车的我搭地下铁去法拉盛买他最喜欢吃的小笼包。七号地铁晃啊晃地，不时发出老旧的「叽嘎」声。还好这橘色灰灰的车厢里，充满了不停上上下下的乘客，使得这古老的交通工具有了一线生机。我突然发现，这上上下下的人群中，一半以上都是中国人，而且年纪都跟我差不多。看起来他们要不是留学生，就是新移民里的打工仔。他们的衣着都是一样的光鲜，即使是打工阶级，也丝毫觉察不出寒伧的气味。而从他们的手机、背包或谈吐看来，他们的生活中应该是充满着进步的喜悦。

法拉盛是没有大红牌楼的，虽然它也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城」。我喜欢到法拉盛是因为它有着台湾浓浓的味道：珍珠奶茶、与台湾同步的录像带店、Hello Kitty 专卖店、及买得到孔雀饼干的超市。偶然有一家卖中国字画吊饰的店，反而成了外子与我回味中国的驻足点，而这个点也因为稀少，所以宝贵了起来。

到法拉盛观光的外国人并不多，我想是因为少了刻意经营「中国」的关系。街上兜售的小贩也以食品居多：糖炒栗子、手工鱼丸、炭烤地瓜，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银行前卖手工馒头包子的小摊。奇怪的是，街上虽然有这么多小贩，却很少听见吆喝叫卖的声音，不像中国城的热闹，法拉盛反而有一种乱中有序的井然。

法拉盛的商业气息很重，银行和投资公司比比皆是。七号地铁里也常看到西装笔挺的上班族，一手拿报纸，一手端着咖啡，一路摇啊摇地坐到终点站。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发展中」的感觉，因为在我留学的路上，我必须拋开过去的捆绑，全心全意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势；然而，在我心中，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还珍惜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我也必须在快速的成长里细细回味传统的价值。我的矛盾，就好象是两列平行的地下铁，穿梭在没有人知道的轨道上，黑暗、快速，却永不停息。

再一次，我踏出学校的大门，坐上地铁。时间还早，是不是应该去一趟……

车行至四十二街，我随着人潮流出了车外，直走左转后我将会经由一个不算短的信道带我去中国城的N车或R车；或者，我可以下一层楼梯搭乘可以带我去感觉比较敞亮的法拉盛的七号车……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选择———在我二十多岁的生命里；只是很多时候，我不愿意细看这两辆车厢内的不同，因为在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潮流中，我一直希望能坚持在自己的轨道上，希望能在华埠文化的背景下，走出一条与西方文化吻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