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月亮》《叛逆玫瑰》前言
吴华
接受加拿大中国笔会的邀请编辑这两部小说选集的本意不外是希冀在教学、研究和行政工作的重重重压之下能求得片刻的逃逸，为刻板的生活搀进一丝新鲜气息。生活的单调确然被打破，但求得的却不是逃逸而是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思绪，一种要诉说的冲动。我想借介绍《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与《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这个机会理理思绪。
我喜欢读小说，这一嗜好的缘起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个艰难动荡的时代。“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市经常停电，每当电灯暗下去的时候，父亲就会趁着月光或是就着烛光给我们读《水浒传》，于是我们姐妹几个就这样“通读”了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接着又是“十年动乱”，先是被打入“不准革命”之列，尔后又是十年的务农做工，苦闷彷徨中的师友便是中外名著和任何可以弄到手的小说。一九七六年以后的“文艺复兴”使我的嗜读益发不可收拾，而我已然因为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成了一个颇为“挑剔”的读者。最吸引我的是两类作品，当年的知青文学和后来的反映海外生活的小说，大概是因了这样的文学作品最贴近我的生活。
知青文学已经成为过去，游子的吟咏则堪称方兴未艾。我不喜欢曾经引起极大轰动的《北京人在纽约》和《曼哈顿的女人》。那样的发迹变泰的故事讲的是“美国梦”的神话，对于我这个对西方社会有了亲身经历、但即没有沦落到社会底层又不幻想有朝一日能跻身高尚社会的普通人来讲，那种始而穷途末路继而否极泰来的故事不过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文学主题，但它依然难洗天方夜谭的铅华，飘渺虚幻得不着边际。我更爱读的是那些平实的故事，主人公大都是些极普通不过的人，经历的又大都是些极平常不过的事；但是平民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琐事经作家的编织便有了贴近生活的真实、高于生活的韵致、甚至是超越生活的启迪；这样的故事可以让人怦然心动，也可以发人深省。《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与《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里便不乏这样的作品。
从题材的覆盖来看，这两部小说集中爱情和亲情的故事占了大多数。孙博是讲述爱情故事的里手。他的《叛逆玫瑰》和《心结》最接近经典的“才子佳人”小说：一男一女，相悦郎才（财）女貌，几经挫折，有情人终成眷属。但现代的才子佳人故事似乎不再纯是神仙眷侣的两情缱绻，而都有缺憾。马珊和李琳都在初恋时受到伤害，而她们战胜阻碍才得到的美满婚姻却一个以死亡始，一个以死亡终。尽管她们不为死亡的发生负主要责任，但她们爱情却不可避免地缠上了心结，点染了悲剧的色调。这种缺憾美几乎在集子里所有的爱情或是准爱情故事中浮出。李彦的《地久天长》用机长和妻子的绵绵无尽期的爱反衬了“我”的两次不成功的婚姻，丈夫对下堂之妻的追忆和追悔像是对古典文学中弃妇诗主题的反用。曾晓文《原本无意》中的索菲娅有着太重的感情债务，她对婚姻中一加一等于几的诠释是过来人对美满姻缘的几乎是让人心冷的大彻大悟，但她和郑云翔的邂逅相遇和渐次相爱却是她对爱情不倦求索的努力。郑云翔自以为离开了太务实的妻子便可以自由地追求让人怦然心动的情，他也在索菲娅那里找到了他向往的那种心动。但是在发现了索菲娅的婚姻秘密以后，他不能超脱世俗的考虑，在婚姻中一加一等于五的可能性前退缩了。他虽然在无意间发现了解开爱情心锁的金钥匙却永远失去了用钥匙去打开心锁的机会。余曦在他的《移民的爱情》里描述了两对夫妻的婚姻纠葛。江一帆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妻子，即使在夫妻亲密接触时也忘不了督促丈夫努力进取；而何丽屏有一个善于运筹帷幄的丈夫，妻子是他实现出国理想的棋局中的一粒棋子。被配偶逼催或操纵下出国留学的江一帆、何丽屏在加拿大相遇了，怨女旷夫从为解决现实生活的需要而协议同居到因感情和生活的和谐而两情相悦，于是两个婚姻都解体了。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爱情和婚姻，但是织进爱情主线的其它线络也使读者注目。譬如，何丽屏是个缺乏决策和办事能力的女子，出国以后在学业、人事、生活、经济等难题蜂拥、进退失措时，身不由己地投入了江一帆的怀抱。她一直踟蹰于爱情、母爱、歉疚等复杂的感情漩涡中，如果不是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她会回到原来的婚姻中，安心做一个贤妻良母。丈夫马俊伟太工于心计，他利用妻子对儿子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营造自己的前途。知道妻子的婚外情后，他不动声色，韬晦隐忍，直到利用妻子实现了出国的目的并且工作有了保障之后才撕掉假面具。作者对马俊伟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他龌龊卑劣的内心世界却刻画得淋漓尽致，故事因而也从爱情写到了爱情之外。
写出情爱之外的故事还有曾晓文的《网人》。作者用非常洗炼的笔法以不到三千字的短小篇幅写了一个网恋的故事。柳明在网上结识了一个有着丰富的浪漫情感的女孩子晴玫，她的咏红玫瑰的诗篇让柳明从倾慕到爱慕；而在现实生活中，柳明接触的是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太实际、太精明而且太斤斤计较的王影。最后柳明发现浪漫多情的晴玫和辎铢必较的王影是同一个人。于是一个简单的网恋故事就有了哲理的深度：哪个形象是真实的，网上的晴玫还是网下的王影？网上的晴玫究竟是网下的王影创造的虚幻的镜像还是王影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抑或网上的虚构和网下的现实本来就是一体？虚幻和真实的思辨便遥遥地应和了庄周蝴蝶的哲学命题和古典文学中真假虚实的文学思考。
张翎的《团圆》也触及爱情的罗曼蒂克与现实的脚踏实地的矛盾。致远因了留学生活的艰辛和为谋生而做的努力忽视了妻子千千的感情需求，他的努力求得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爱情，妻子选择了多情的艺术家南山。浪漫的画家可以用不落俗套的方式给予千千感情慰籍，但他对安身立命的世俗事不感兴趣，以离家出走逃避对爱人和家庭的责任。新移民在异乡奋斗求生的过程中，在感情与谋生的平衡上往往顾此失彼。张翎的故事试图化解这个矛盾：为了接待从国内来看儿子的母亲，致远和千千设计了一个爱的骗局，装作是恩爱夫妻安慰致远的寡母。故事结尾时致远已经有意愿去直面爱和谋生的不同需要，暗示了圆满的结局。
另外两个“爱情”故事却让人品出另一种滋味。诗恒的《花之丸》用花之丸海鲜店为背景展开了花子和沪生的爱情故事。陪酒女郎出身的花子依赖川崎社长的财力开了一片小店，但她的感情寄托却在同是沦落人的沪生身上；沪生亦有他的不幸，妻子因为耐不住清贫和寂寞，抛弃了丈夫，沪生又发现妻子的“情人”就是包占花子的川崎。沪生和花子相恋了，但他们的爱情只能是偷偷摸摸地、趁川崎不能分身时的偶一相聚。《花之丸》讲的是一对小人物因生活所迫而被扭曲的畸形的爱情，特别是沪生对花子的感情不能不让人感到有对川崎报复的痕迹。读者从这种畸形的爱里咂出的恐怕更多的是酸涩的味道。孙博的《借种》更是一个另类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乔天才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事业上一帆风顺不说，情场上也是左右逢源。他有个漂亮的妻子，又有个性感的情人。就在乔天才为自己的风流韵事得意时，他发觉他的艳遇是情人陈雅萍一手操纵导演的，分配给他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优秀种子的提供者而已。尽管作者是用调侃的口吻演绎这出借种生子的喜剧，但轻松的调笑掩盖不住别有一番滋味的苦涩。
家庭亲情同样让人生出欲说还休的感叹。留学生也好，新移民也罢，到了异国他乡感受最深的是以亲情维系的“支持系统”（support system）不存在或削弱了而颇感孤立无援。诗恒的《天各一方》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倩菲、芝音和雪莹都是被移民潮裹挟来到加拿大的。作为女性，她们遇到了许多相似的困难，尤其是“航天员”现象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航天员”现象是一波一波中国移民发明并独有的一道“风景线”：为了解决生计大事，中国移民往往是丈夫回到原住地（香港、台湾或是大陆）挣钱养家而妻子带着孩子留在加拿大，坐“移民监”。“航天员”现象引发的首要问题是夫妻感情危机，特别是对像倩菲和芝音这样的“商人妇”，她们不但要经验独守空房、担心丈夫一朝变心的感情煎熬，还要一手托起教育子女，维持家庭的重责。芝音控制丈夫的策略是以女儿为筹码搜刮丈夫的钱并用养情夫来解决情与欲的饥渴；倩菲则希望通过一天几个电话的远程控制维系感情和含辛茹苦地看守儿子以求保住家庭完整。结果是作为实质上的单亲母亲的倩菲、芝音和雪莹都在家庭问题上出了纰漏：雪莹为丈夫遗弃而又因无力似乎也是无意控制儿子的暴力倾向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倩菲的儿子很快就完成了向“香蕉人”的转化，学会了西方同龄人的扮酷，向母亲要“隐私权”但学习上却毫无建树，从国内时的乖孩子变成让母亲揪心失望的问题儿童；芝音更惨，女儿和国内来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吸毒、怀孕、流产，又为发现母亲的婚外关系离家出走。母女失和使得芝音失却控制丈夫的契机，婚姻因而破裂，情人又为觊觎她的钱财用冒领救济金的行为把芝音送上法庭。诗恒以女性的细腻的笔触描画了在不同社会文化取向的冲击和家庭感情危机丛生的夹击下，女性在独力支撑家庭时是怎样地心力支绌，在勉力维系各种亲情时是如何地左右失措。她们的挣扎、焦虑、苦闷，特别是她们的无以为力让人反思：离乡背井究竟为了什么？
夫妻团聚的家庭又有别的亲情困扰。为了照顾幼小的子女，留学生或新移民常常把一方的父亲或母亲接出来。本来可以是三世同堂其乐也融融却因在亲情处置上出了问题。张翎的《陪读爹娘》便以两个老人在国外的遭遇探究子女与父母间的亲情。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取向都提倡乌鸟反哺，崇尚孝敬老人。出门在外的子女把父母接来奉养，而父母又帮助子女养育第三代，似乎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这种可能两全的事在《陪读爹娘》中的项家和李家都没能发生。《陪读爹娘》展现给读者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厚望和关爱，是不倦的给予。读者看到是项妈妈照顾外孙女小虫虫，为全家操持一日三餐，督促已然成年的女儿追求进取以缩短和丈夫在事业上拉开的距离；听到是她为察觉到女儿的一声细碎的叹息而心“竟钝钝地疼了起来”。读者读到是李伯伯为儿子的女友到来精心准备晚餐，为给儿子和女友腾出亲热的空间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故事里对项妈妈出走、中秋节独自望月、李伯伯如厕和嗅到儿子体味的描写令人忍不住要为天下父母心而流泪。而应当“反哺”的儿女对父母却没有这样细致入微的体贴和关爱。读者看到的是在小虫虫碰伤和祖孙俩同时困在电梯间遇救后，项妈妈的女儿女婿对母亲几是专横的抱怨。李伯伯摔伤后听到的是儿子因女友要搬来同居而希望父亲搬出。读者感受到的是子女向父母索取太多，给予太少，儿女对父母的情感和需要不能尊重和理解。直到故事的结尾处，当李伯伯突然意识到他忘了问项妈妈的姓名时，读者也跟着发觉：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故事里项妈妈和李伯伯的名字。成为“无名氏”的项妈妈和李伯伯可能是父母的概念的代表或是父母的挚爱的化身，但他们作为独立的人却不存在了，独立人格的消逝使人感到他们在自己的儿女的家里寄人篱下，屈居附属的地位。张翎的《陪读爹娘》讲的可能是具有独特性的“这一个”的故事，但它又肯定是具有普遍性的、已然发生而且必然会发生的故事，这是故事之所以感人而且发人深思的原因。
移民作家在异域落叶生根并产生归宿感的时候，他们的视野便会关照到那个原来是异域现在是家园的地方，会对身边的人群、文化、风俗、生活做考察并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他们的笔触便会伸向超越家庭亲情的社会画卷。原志和赵廉的短篇小说用白描的手法写了社区里发生的事。随手拣起街头的垃圾，国庆节看焰火，邻里间三瓜俩枣的互通有无，一块古董表的丢失和复得，一张罚票引起的“茶杯里的风波”，虽是极细小平凡的事却读来很有生趣，给人以一种平和惬意的美感。
然而域外生活并不都是田园诗般的恬静和美。集子中的另一组故事对西方生活做了社会的、文化的、风俗的、心理的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川沙的《西方月亮》以火车上的邂遇把一个富贵雍容的西方美女的无聊无知勾勒得活灵活现，作者似乎是用这个故事暗喻一种超出个人行为之外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现象。刘慧琴的《被遗忘的角落》则以非常平静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发生在被誉为人类最佳居住地的城市的暗角里发生的悲剧故事，它告诉读者在天堂里也有一个充斥着罪恶与无助的被人遗忘的角落。冯湘湘的《枫叶园谋杀案》是一个典型的“谁是凶手”（Whodunit）的侦探小说，它的破案部分并没有什么异峰突起、悬念丛生的特殊之处，倒是穿插其间的意大利裔富翁和他身边的华人的关系成了激起人好奇心的谜中谜。《没有表情的脖子》里的抢劫杀人案取材于多伦多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件，作者杨涛给案子巧妙地虚构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又入情入理的背景，案发的来龙去脉揭露了移民生活的另一侧面：围绕一桩假结婚曲线移民事件发生的种种欺骗，其间那扑朔迷离的利用被利用的关系混淆了被害者与施害者的界线。《警探查理逊》的中心事件是一个抢劫强奸案，但故事读来却更像是追溯主人公成长成熟的历程（Bildungsroman），从案发到“侦破”情节链的展开让读者窥视了查理逊警探从自恋到爱人的身心成长过程。这条情节链又贯穿了表现其它人物心理、个性的线索：知更新婚之夜的恸哭揭示了性强暴对受害人的心理伤害之深重；父亲的赞许既表达了对洋女婿的接受又衬出父亲对女儿的深沉的爱。故事的神来一笔是让一直沈默的父亲在结尾处突然开口说话，“皇家刑警学校是一家好学校”的赞语似乎在喻示查理逊警探的快意恩仇之举掀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悲剧压迫这一个家庭的巨石，它也揭去两个族裔间可能存在的认知的、文化的和道德的隔膜。
李彦在题材挑选上有独树一帜的见识和高屋建瓴的豪气，她的《羊群》选择宗教信仰和教会生活为突破口将笔触深入到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层面。和绝大多数移民文学作品一样，《羊群》也触及人的物质生活并揭示上帝的子民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因而教徒间也存在大至地缘政治的和伦理信念的、小到个人性格气质的冲突与争斗。俗世的求名逐利、偏狭嫉妒、勾心斗角在羊群中蔓布，就连放牧指引羊群的神职人员也不能免俗。但是《羊群》把这些物欲的角逐置放在精神求索的大框架之中，这种精神的求索集中体现于男主人公杨宇清从无神论者转化为虔诚教徒的心灵历程上。杨宇清来到海外后亲历了失子之痛、夫妻隔膜、谋生艰辛、前途渺茫等等坎坷，物质世界的困扰使他将挣扎求索内化，开始了信仰的、精神的内省。他似乎是在过去坚信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基督教的教义之间发现了相通之处，从而能够以加倍的热诚接纳新的宗教信仰。而杨宇清的热诚几近于宗教偏执和狂热，他的禁食行动和他执意以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数目做教会捐赠与其说是信仰驱动的善举，不如说是自虐式的受难救赎。读罢《羊群》我仍然不能确定杨宇清辈是真的在宗教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抑或是陷进寻求心灵慰籍而不得的、更深的失落与苦闷。
从叙事形式和技巧上看，《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与《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中亦有可圈可点之作。譬如，朱小燕的《梦儿已断魂》使用了鲜为人用的第二人称叙述，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第二人称叙述很少为小说家使用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二人称叙述限定叙述者自始至终要与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交谈，它不利于讲述故事，也常常会使作品的最终标地──读者感到被忽视，而且第二人称叙述难以逃脱矫揉造作之嫌。但是朱小燕为第二人称的叙事形式找到适宜的叙事内容：两个带着感情创伤的中年人追忆青梅竹马时的恋情，讲述试图弥补初恋缺憾的努力。第二人称叙述让男女主人公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感受，读者聆听到的是恋人的私语，是爱的交流，第二人称叙述的“做作”便在感情的自然外泄中消逝了。再如，诗恒的《花之丸》虽然用的是最常见的第三人称叙述，但是作者纯熟地运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故事用陶然这个不知情者的眼睛去环视花之丸和它的店主、店员与顾客，便将饭店每天和每个周五的“例行公事”陌生化，使平淡变成新奇。花子、沪生、川崎的身世和他们三人间的错综关系也是通过佐藤或沪生的第二、第三层叙述和陶然的咀嚼消化再传给读者。叙事上的“延迟”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加深了故事要揭示的伤痛的烈度。川沙的《山人》里叙述人称和视角频繁切换，叙事、描述和引述穿插交替，叙事线索时断时续，对场景、物体、声音以及话语描画时使用的冗长的句式、词语的堆砌令人眼花缭乱，而叙述的有意的紊乱有效地体现和衬托出主人公贾起村的经验的和思绪的混乱迷茫状态以及叙述人对贾起村的生理、心理状态的困惑不解，形式便和内容化为有机的一体。
从对《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与《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的题材和形式的梳爬可以看出旅加华人作家的创作视野在扩大，艺术手法在精进，他们的作品以深厚的、本土的文化意蕴对已是家园的异域做冷静的审视和体会，因而不再是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简单重复和延伸，而是涵盖了故土文学文化传统、移民共同经验和个人飘泊经历诸多因素，融汇了体现中国意识的民族性、逾越地域时空的世界性和表达个人品位的独特性。“西方月亮”的丰富的“所指”是对移民作家故乡──异域──家园复杂情结的高度概括，将爱情的象征“玫瑰”饰以“叛逆”，则扩展了传统象征符号的寓意，用作书名有画龙点睛的神奇。作为编者，我们感谢诗恒与龙宇馨总编辑的建议。我们也要感谢加拿大中国笔会的所有会员对编纂这个集子的支持。当然，我们最应感谢的还是读者，衷心希盼您们喜欢这些故事。
2003年岁末 于加拿大伦敦念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