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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月亮》《叛逆玫瑰》序 洛夫 多伦多不仅是加拿大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而其优质的人文环境和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在北美诸大都市中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更能辐射出多元文化特殊的魅力，和瑰奇眩目的光彩。近十年来，由于华人留学生与移民的激增，多伦多华人的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尤其在加拿大中国笔会的精心策划，大力推动之下，华人作家的文学活动、交流和创作都已有了极其丰富而傲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精选集就是最好的证明。 加拿大的华裔作家不少，但散居各地，难以构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气象，多伦多地区则不然，一批优秀的作家如孙博、李彦、张翎、冯湘湘、原志、余曦、诗恒、曾晓文、诗人川沙等，居然形成了“多伦多小说家群”，在海外华文文坛展现出一道璀璨夺目的文学风景。他们可能是海外华人继七十年代旅美作家白先勇、于梨华等以后最具实力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也最能“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加拿大的移民生活，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而且可读性甚高，就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语言层面而言，这些作品都已达到相当的成熟和高度。 《西方月亮──加拿大华人作家短篇小说精选集》、《叛逆玫瑰──加拿大华人作家中篇小说精选集》这两部书，有它多视角多方位的内容和题材，吴华教授在“前言”中对它的主题、风格，与小说艺术做了系统性的分析与导读，最后的结论尤为精辟，譬如她指出： “他们的作品以深厚的、本土的文化意蕴，对已是家园的异域做冷静的审视和体会，因而不再是中国文学在异域的简单重复和延伸，而是涵盖了故土文学文化传统、移民共同经验和个人飘泊经历诸多因素，融汇了体现中国意识的民族性、逾越地域时空的世界性，以及表达个人品位的独特性。” 我认为这段话不仅是针对这些作品做了一个深刻的观察，而且也概括地说明了小说艺术的特性：即个人风格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与世界观的共通性（UNIVERSALITY）二者的有机结合。 作为其中一本书名，我认为《西方月亮》这个名词有着微妙的象征含意，除了吴华教授在“前言”中所说的寓意外，我还另有所解，说是一种附会也无妨。对作者川沙而言，《西方月亮》只是一个令人发噱的暗喻，一个反讽，但从字面来看，我的解读却是正面的：在自然环保与人文素质的高度交融配合下，西方（外国）的月亮有时的确比国内某些地区看到的要明亮得多，所以这个书名也不无如此的暗示；华人作家在异域创造的作品，其文学价值与艺术品位自有其高度，决不输于国内的水平。其实这一说破，反而失去了暗示的兴味，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在阅读《西方月亮》、《叛逆玫瑰》诸小说的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并引申出两个也许为一般人忽视而本身却极为重要的命题：一是海外华人文学作品中悲剧精神的提升，一是中国文化在海外华人文学中产生何种影响？其重要性如何？这两个命题表面看似无关，而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紧密的纠结，而且我认为，这两者的内化与相互渗合，是一个海外作家建立他独特美学的重要因素。经过长期的域外生活体验和思考，近年来我创建了一个“天涯美学”的概念，开始构思时也许多少也有些专为诗人量身裁衣，但后来发现，它何尝不可适用于一般海外华人作家，而把它当作一种创作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悲剧精神（或称悲剧意识）乃是“天涯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个人悲剧经验与民族集体悲剧精神的结合。悲剧经验，人所难免，包括肉身生命的伤残与死亡，情感的挫败与失落，生活的困厄与匮乏，骨肉亲友的生离死别。但对一个长年过着近乎流放生活的海外作家来说，更有一种难言的隐痛，一种极大的精神压力，这就是一种在人生坐标上找不到个人的定位而产生的孤独感，一种宇宙性的寂寞。当然，某些个性豁达者，兴许把这种孤独感美化为浪漫的游子情怀，孤独反而成了作家的精神营养。 以上所谓的悲剧经验，或轻松地说成一种愁苦，一种抑郁，一种悔憾，几乎都可以在《西方月亮》、《叛逆玫瑰》这两个集子里找到。不过我所谓的悲剧精神是超越这一切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哲思与宗教关怀，是透过各种文学形式说出这个世界的荒谬与虚妄。不管我们认同与否，“成、住、坏、空”始终都在人生舞台上不断上演，历时的也是共时的，我们只有默默地看着发生。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苍又何尝不也在默默地看着发生。“存在”与“死亡”是现代文学两个最重要最严肃的主题，庄子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郄，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死亡，这一个体生命的终极有限性，迫使庄子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生命意义与价值何在？文学的最高意义不就是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吗？而一位严肃作家所追求的也就在以这种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来抗拒死亡的终极有限性。 在我的观念中，我的“天涯美学”中的“天涯”其实不只是指“海外”，也不仅指“世界”，它的含意不仅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更是精神上与心灵上的。一个作家身处异域，骤然割断了血缘母体和文化母体的脐带，如果只有移民的择地而居的寓公心态，缺乏一种大寂寞，大失落的飘零感受，他只能写出一般无关痛痒的泛泛之作，难怪某些关心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家与学者都有一种成见，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颇有成就，但鲜有可以传之久远的伟大作品。这种评说是否属实，目前尚难判断，但海外华文作家不能不有这种追求的自我期许。不过，甚么是“伟大”的作品？据我的浅见，伟大作品通常都具备两项因素，一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悲剧精神，此处不再赘述（我们不要忘记，悲剧性正是《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诸多古典名著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涵）。一是宇宙境界：飘泊的孤独心境，可说是文学创作的另一项动力，它的优势乃在超越时空的限制。一个海外作家，尤其是流放作家，不论是被迫流放或自我选择的流放，他们在大寂寞、大失落的困境中，反而更能充分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深刻感悟到人在茫茫天地间自我的存在。人在天涯之外，心在六合之内，所谓“天人合一”，这时已不再只是一个空洞的哲学概念了。 现在进一步探讨一下中国文化对海外华文文学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对于流亡生涯有何感想，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那里，德国就在那里。”身为一位寄居异域而自称“二度流放”的诗人，我对托玛斯曼的豪语有着强烈的同感。临老去国，远走天涯，我虽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精神与智能，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对我而言是这样，我深信对所有的华文作家而言无不如此，不论他立身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如冀望写出质优的而又能传之久远的作品，必然要有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着。 寄居海外的华文诗人或作家，都会面对一个深沉的困惑，这就是在当地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冲突中，如何找到自我的定位和中西文化的平衡点。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性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故园与新土，原民族性与当地本土性的交错，冲突，与融汇中突显出来。所以说，语言媒介只是华文文学的外在形态，文化才是它更沉潜更深刻的精神内核。初来加拿大时，我个人时常有这样的感慨：由于文化身份的焦虑，我经常处在极度尴尬而又十分暧昧的时空中，唯一的好处是我能百分之百地掌握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不息的中国文化。 其实对一个漂泊海外的作家来说，初期的异国生活对他的创作绝对有益，新的人生经验，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闷与挑战，都可使他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表现出多层次的生命内涵。这个观察虽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我们也不难从《西方月亮》、《叛逆玫瑰》诸篇中找到相应的佐证。 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对一位海外作家的影响和重要性，已如前述，不过我们如从另一角度观察，也不难发现海外作家别有优势，这就是在放弃了政治身份而持续保有文化身份的情况下，他可以毫无疑虑地采取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如此才不致仄化自己的胸襟，僵化自己的思想。他再也不需要思想和精神领导，也不须跟着某个主旋律放歌，随着某种意识形态的指挥捧起舞。他可以发展更独立，更自由，更广阔，更多元的创作路向和风格，而把个人情感，世界眼光，宇宙胸怀凝聚为一股新的创作力量，使作品的实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既具有反映现实的时代性，也有富于特殊情趣的民族性，以及拥抱大我，高瞻远瞩的世界性。对一个作家来说，其实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互补，因为世界性正是民族性的扩大与延伸。 洛 夫 2004年3月底 于温哥华雪楼 |